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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家眼裡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言下之意，甚為悲涼———下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嗎？
“恐怕很難體會到了。”一位長期研究教育的學者對記者感嘆，“別的因素先不論，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就缺失這一環。”
他說，現在的教育界，瞭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實際上，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繞不過去的人物。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陳教育的誤區：在這個“大時代”裡，有的是“研究教育”、“專門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國民教育”……而名為教育，實則就理、工、醫、農一方面言，十之###只是訓練；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只是宣傳……如此下去，豈復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寫過一篇《國難與教育的懺悔》，認為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總括起來說就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中國教育沒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平民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二是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顯而易見只是教人學些吃飯本領；三是所謂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過是培養一些專家或者文官。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
他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
潘光旦：教育的懺悔（2）
他說，國難的形成自有其內因外緣，若就內因來說，與當時的國民素質有很重要的關係，而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因而應該懺悔。”
“讀讀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說罷，那位學者默然良久。
吳組緗：尊重自己的尺度
吳組緗（1908－1994）安徽涇縣人，著名現代作家、著名學者和教育家，曾任清華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
吳組緗被稱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劉勇強眼裡：“吳先生非常敏銳，很有智慧，聊起天來，滔滔不絕、神采飛揚、妙語連珠。”
他同時又被稱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吳先生的“尺度”也始終一以貫之。“他從不會因人而變、因事而變、因時而變。”北大中文系教授孫玉石評價道，“他要一個導師應有的尊嚴。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吳組緗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次年轉入中文系，畢業後，在清華研究院繼續學習，但沒讀完研究生就離開了。他的傳記記述到此往往語焉不詳。就此，吳先生的弟子張健曾特意向他探究過其中原委。
據吳先生說，讀研究生期間，他曾選了國學大師劉文典的六朝文學課，在學期作業中，他罵六朝文學是娼妓文學，劉教授非常生氣，就給了他一個不及格。但劉教授同時也託人帶口信給他，只要他改變觀點，就可以過關。當時，吳組緗已經結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獎學金生活。一門課不及格，就意味著拿不到獎學金，而拿不到獎學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沒有著落，也就意味著他不能再繼續學業。但吳組緗硬是沒有收回自己的觀點，結果不得不中斷學業，經人介紹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職。
和吳組緗有過長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錫德講過一件小事：上世紀40年代，吳組緗曾應聘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當時是在學期中間，校方希望他開半學期的課，但要支付給他整學期的薪水。吳組緗當即表示：“這樣怎麼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學期的課，怎麼能拿你們一學期的薪水？”
“文革”期間，吳組緗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軍宣隊召集的一次徵求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這場革命，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當時許多人很為他著急，怕他挨批，因此勸他承認這個說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吳組緗執意說這就是他的原始感覺，最終也沒有改口。
1985年，劉勇強考取吳組緗的博士生，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