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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志。
他的《岳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裡面寄託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餘冊，對於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於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象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麼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預設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愿”。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時代變了，然而鄧廣銘依舊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舊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鋒。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來能夠談話的朋友，以至於家人不時能察覺到他精神深處的孤寂。
鄧小南說，其實父親晚年珍視每一次溝通交流的機會。他耳朵不好，戴上助聽器效果也不大，凡有電話找他，他會立即讓家人搬來一張小椅子，端坐在那兒，雙手把著電話筒，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面……說到這裡，鄧小南的聲音有些悲涼。
鄧廣銘一生，有聲有色，有稜有角。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他對女兒說：“我死了以後，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麼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也許，葬禮上的一句輓聯會符合先生的心願：“直道挺儒林，矯俗惟憑孤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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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逝去的學風（2）
老友季羨林在回憶鄧廣銘時提到過一個詞“後死者”，感慨於這個詞裡面所蘊含著的哀思、回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託。季老以“後死者”自勉，反觀已逝的鄧先生，他又何嘗不是岳飛、辛棄疾、王安石、陳亮……這些宋代大豪傑們的“後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著名歷史學家，長期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教於南開大學。
雷海宗人生的三個碎片，被他的學生記錄如下：
———上課鈴響後，只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柺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在講臺後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裡異常安靜……
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開大學重上講臺。
———他走進教室，摘下那頂舊呢帽放在臺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沒工夫管這些。你看他，喘著氣，臉上的紅潮還來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戰國之社會經濟”，信口講了下去，講來又是那麼的輕快、流利、生動，使歷史上一個個人物都活了起來，一件件事都在牆壁上來回地撞……
這是1932年，雷海宗應聘回到母校清華大學，開設“中國通史”課程，當時的學生刊物《清華週刊》上“教授印象記”描繪的形象。
———會上，有教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做批判發言。因發言者南腔北調，再加上聲嘶力竭，也聽不清講些什麼。然而，會場那嚴肅的氣氛，情緒的激昂，震天的口號聲，真有刺刀見紅的感覺。……最後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離得太遠，看不清人的模樣，只聽他說：“我叫雷海宗，反蘇###二十多年……”
這是1957年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後，為了對新生進行階級教育，學校安排新生旁聽批判雷海宗的大會。
從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學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劃斷。
雷夫人記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開“反右”大會，會上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會後他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很沉痛地對夫人說“對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兩馬桶之多。“他躺倒了，從此無人敢進我們家門。我二人終日默默相對，食不甘味，寢不安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