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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北鎮撫司的劉僑，良心未泯，不願意冤殺好人，僅僅將汪文言廷杖削職，趕出京城。
魏看他不配合，將他削職為民，讓自己的私人許顯純代替劉僑。——由此看出專制一定是一種淘汰好人的體制，不願為惡者必定出局。
有了對自己言聽計從的許顯純掌鎮撫司監獄，構陷栽贓就很順手了。汪文言第二次被抓進鎮撫司監獄，此時他面臨的不是那個多少還有點講程式、守律法的劉僑老爺了，而是一門心思想收集楊漣等東林黨人“犯罪”事實以取悅於魏公公的許老爺。
一旦掌握了專政機器，栽贓這樣的技術活也變得很容易，因為沒有監督，審案的人想怎樣就怎樣，最常使的一招古老而常青，那就是刑訊逼供。許顯純親自拷逼汪文言，給他提供一個名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都在其中，只要汪文言承認就行了。這時候汪文言顯出一個俠義漢子的錚錚鐵骨，他堅決不承認楊漣貪贓。在一個封閉的辦案環境裡，顛倒黑白並不難，許顯純自己偽造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詞，讓人捉著他的手指往上畫押。——如此，就能證明和東林黨人交往密切的汪文言主動坦白了更大的“貪官”。——清廉的楊、左、魏等人一夜之間就成了大貪汙犯。楊漣被偵查出來的贓銀兩萬兩，左也是兩萬兩，魏大中是三千兩，幾乎所有的東林黨人，在這種看似正大光明的名義下，全部被牽連在這個冤案裡面。
於是，魏忠賢便名正言順地命令爪牙把楊漣等人抓到監獄裡，同樣是嚴刑拷打，你不承認嗎？還是老辦法，篡改你的供詞，反正要辦成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鐵案。
因為這些東林黨人是貪贓，當然要根據法律追贓，這些人的家屬只好東借西湊來“償還”贓款。家屬來“交贓”時，可以探望一下關在監獄裡的親人，監獄的管理者害怕他們逼供的行為被洩漏出來，規定家屬見犯人，要隔一丈遠，如此說話必須大嗓門，而且不能用方言，必須用官話，這樣旁邊監視的獄吏可以掌控。
終於，栽贓工程順利完成，楊漣等“貪官”被秘密取死在監獄裡。但政治形勢一變，崇禎登基魏忠賢被除，永不翻案的“鐵案”一夜之間冰雪消融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當年搞逼供信致人於死地的惡行也大白於天下。
魏忠賢的恐懼與修生祠（1）
所謂生祠，就是一個大人物還活著的時候給他修的紀念館，而歷史上真正的聖賢，大多生前寂寞，死後顯達，如孔子、孟子等人。
歷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應當是大太監魏忠賢，一個不識字、倒馬桶出身的人，能稱上公，玩弄皇帝於股掌之間，令天下官吏畏懼他，確實是一大奇蹟。
天啟五年（1625年），東林黨人楊漣等六君子被閹黨害死在鎮撫司大獄後，魏忠賢和其黨羽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興起大獄，將餘下的東林黨人一網打盡。第二年，派出廠衛緹騎到江南抓人。在逮捕原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的時候，引起民變，顏佩韋等五位民間義士和眾市民毆打校尉，使一冒牌校尉摔死。（前文已述）
民眾從府衙出來，經過一個驛站，碰到去浙江餘姚逮捕黃尊素（黃宗羲之父）的校尉，正在騷擾驛站的驛丞，索要民夫馬匹費用一百兩銀子。怒火未平的眾人又對這些校尉一頓拳腳，這些人狼狽而竄，等去抓黃尊素的時候，發現“架帖”（逮捕令）都丟了，黃尊素知道計較這小小的逮捕令無非拖延幾天而已，主動跟他們進京。
蘇州民變同一天，去江陰縣抓李應昇的校尉也激起民變，常州府幾萬人圍住衙門，等到官差宣佈逮捕命令時，十來個長髮披肩的漢子，拿著棍棒大呼：“進衙門殺這些魏忠賢的校尉。”老百姓便跟著一鬨而入，把校尉嚇得越牆逃走。一個賣甘蔗的十來歲少年，手叉著腰說：“我恨極了這夥人，殺死我們江南許多好人。”他跟著一個胖校尉後面，用削甘蔗的刀從校尉身上割下一塊肉，扔給街上的狗吃了。
一般說來，因為忍無可忍爆發的民變偶發性很強，但經歷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官差往上稟報時一定會誇大，加上“有組織有預謀”之類的話，不如此就顯出自己辦事能力太差，也難引起上面足夠的重視。江南民變後，據《明史·周順昌傳》記載：“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本來民變的人在周順昌的勸說和地方官的安撫下，已經平息了，但辦差事的官人一定要如此渲染。
誇大其詞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那些做惡的人有些恐懼感。“自此緹騎不敢出國門矣。”《碧血錄》載，當初魏忠賢並不願意和所有的東林黨人都交惡，他無非想報復上疏說他罪惡滔天的楊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