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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臨近崩潰了。
朝局穩定重於尋求真相（1）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黃昏，北京城發生了一件驚天大案，一位男子企圖闖宮襲擊太子。《明通鑑》是這樣記載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簷下，為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使朱雄等收系。”
慈慶宮居住的是當朝太子、後來的泰昌帝朱常洛，這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儲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稱“梃擊案”。這樣的案子，絕不是一個地方司法機構能夠審理的，當時的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初審後，拿出一個初步意見：“罪犯叫張差，薊州井兒峪人。察其行跡似乎有瘋癲症狀，而仔細看他的容貌實乃狡猾之人，請交給刑部嚴加審訊。”
巡察皇城的官員並非沒有審察一件突發案件的能力，而是這個案子牽連到太子，一個流竄進京的農民，去襲擊太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尋常，背後的曲折之處可以想象。這個負責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聰明，他將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如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以及他對嫌疑人的初步判斷。他知道再往下深究，就不知會牽連出什麼來，乾脆把這個皮球踢給了最高司法機關——刑部。而且劉廷元給這個案子的發展留下了有意思的活釦：張差行動好似瘋癲，但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樣做都可以。不愧是一位長期在皇城辦差的老練官員。
劉廷元和當時的大多數官員心裡肯定知道，這件案子很可能有重大政治背景，如此則不是辦一件普通刑事案那樣簡單，亦非可以簡單地尋求真相。案涉太子，則是超級政治案件，如此大的政治案件之走向，一個小官員哪能做主。
這個案件一發生，就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聯想。因為萬曆帝喜歡和鄭貴妃所生的福王，但迫於祖制和群臣的壓力，不得已立長子為皇儲，但對太子仍然很疏遠。大家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歡好不容易才去洛陽就藩的福王，如果太子不幸死在老皇帝前頭，福王肯定會順利登基。就在大家都擔心太子安危時，發生了這樣一個蹊蹺的案件，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朝廷內外懷疑這件案子背後的指使人是鄭貴妃和她的兄弟、當朝大臣鄭國泰。
案件由刑部複審後，郎中胡士相順著案犯瘋癲這條線，擬好了奏稟的草稿，說張差在老家收購和存放的柴草被人燒燬，氣憤地上京申冤。走到東華門遇見一人，告訴他說“持木棍進入可當冤狀”。於是誤入東宮。按律當判死刑，死刑上罪加一等就是立即處決。
按刑部的複審意見，無非說他是一個普通的上訪戶，腦子有些不正常，伸冤無門才做出過激行為。如果案犯一死，就一了百了，背後的秘密就會跟隨消失。但稍有司法經驗的人，不可能相信這樣的解釋，世上那樣這麼巧的事情，迅速將張差處死，難免讓人覺得有人希望滅口。
刑部主事王之寀對這樣的結案深為懷疑，按理說郎中是司官，是主事的上司，上司如此下結論他沒必要多管閒事。但那時候的官員中還真有這樣較真的人。一天，這位王大人在刑部大獄值班，私下裡去訊問張差，幾番言語往來，張差回答“不敢說”，王大人讓跟隨的人退走，留下兩名吏員再訊問——當時還很講辦案程式，問案和筆錄必須有兩個以上辦案人員在場。張差便交待，他小名叫張五兒，被馬三舅、李外父引薦見到一個宮內的太監，太監說事情要是辦好了，給你幾畝地。然後被帶到京城，進了一個大宅院，一太監讓他吃了頓飯，然後讓他衝進慈慶宮，遇到人就把他打死。於是給他一根棗木棍，領著他從厚載門走到東宮，趁機將守門人擊倒，但侍衛太多，就被抓住了。
這樣一個審訊結果，仍然不太符合邏輯，如果真有宮內人指示張差謀害太子，準備不至於這樣小兒科。王之寀將審訊結果寫成揭帖，請代理刑部尚書張問達上奏。——因為他級別太低，還沒有直接上書皇帝的資格。並且建議將案犯押赴文華殿進行朝審，由九卿、給事中、御史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會審，以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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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局穩定重於尋求真相（2）
王的奏摺送入後，皇帝尚未批覆，廷臣接二連三上奏摺支援王之寀。這時候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認為王的奏摺荒謬，請求皇帝明示辦案方針。朝廷再發文到薊州，命令詳查。當地知州戚延齡查詢後，報告了案犯得瘋癲病的原因：貴妃派太監在當地建佛寺，需要大量燒製磚瓦，於是老百姓紛紛買薪草囤積賺錢，張差將田產變賣買了大量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