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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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人一商議，將兩年前因“冊立東宮”之事得罪皇帝而辭職的首輔王家屏列入候選名單。

萬曆朝皇儲之爭是晚明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萬曆帝想舍長子而立寵妃鄭氏所生的次子為太子，但在眾位耿直大臣看來，這和嘉靖帝追贈生父為皇帝一樣，是對禮法的破壞，當然要極力反對。——帝制時代，沒有比皇位繼承更大的政治了。因此事引起君臣在這個問題上尖銳對立，而大臣中間也產生派系，直接後果是朝局動盪，許多有道德操守的大臣為了維護禮法而去位。

禮部給事中李獻可，看到皇帝沒有立長子為太子的意思，決定迂迴一下，建議舉行“豫教元子”的典禮，即皇長子正式接受學校的教育，因為當時皇長子已經十一歲了，以此來提升皇長子的地位。皇帝很惱火，抓住奏摺中一個筆誤大做文章，御批他“誣戲君上，好生可惡”，要求降級罰俸，調到京外。這御批當然要交給首輔大臣王家屏去辦理，誰知道王家屏這位山西人，有著一股驢子的倔勁兒，他公開支援李獻可，竟然封還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這樣大膽的首輔，從明清以後，確實不多見。一些言官前赴後繼上書為李獻可說話，而且言詞十分激烈，指責皇帝“坐視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說皇帝坐視長子失學，是對老祖宗傳下來的江山不負責任，皇帝這下忍不住了，命令錦衣衛將這個諫官廷杖一百棍。王家屏作為首輔大臣，救不了這些言官，乾脆辭職。皇帝早就看他不順眼，自然批准。

這次顧憲成等人繼續將皇帝不喜歡的王家屏列入名單，皇帝不高興，下令再擬一份名單。可再次擬的名單，王家屏大名赫然在列，而且顧等人理由很充分，說沒有哪條規矩說已經辭官的人不能作為首輔的候選人。可以想見，萬曆帝該是如何的窩火，心想你們這些老小子，分明是公開給朕叫板嗎！於是顧憲成被革職回家了。

那個時候，一個士人的聲望和他的官職並不成正比，有些入閣大員，被天下士人嘲諷，有些品秩不高的官員，其道德學問卻被天下士人景仰。顧憲成雖然官最高只做到司局長，但他的清名早就為朝野所熟知，這也是他回鄉入東林書院，能引起那麼大動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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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堂是非 天下反之（2）

因此，他在朝的時候，內閣大臣們並不因為自己級別比這個“小顧”高得多，就在他面前頤指氣使，或者擺出一副上級對下級關心愛護的樣子。許多大臣對顧憲成，採取的是一種平等的態度進行對話。

還在顧憲成當員外郎（副司長）的時候，大批言官上書請皇帝早封長子為太子，這種意見符合禮法——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充分尊重憲法的建議，但和皇帝的意願完全對立。皇帝又不願意公開違憲，希望大臣們站出來替他說話，或者分擔壓力。當時的首輔王錫爵，他既不願意得罪皇帝，但是也不願意公開建議皇帝破壞祖制，而成為千夫所指，夾在中間十分難受。那個時候小官比閣臣好當，級別低的官員可以暢快地上書闡述自己的意見，得罪高層大不了回家，還博得了好聲名。而做了內閣大學士可不能這樣隨便，因為他權大，責任也重，要小心翼翼地維持和皇帝的關係。

有一次他碰見顧憲成，王是蘇州太倉人，兩人算是大同鄉，王很誠懇地向顧提出自己的疑惑：“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意思是說現在怎麼這樣邪性，朝廷對某件事的是非判斷，天下人必定反著來。

顧憲成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話：“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

顧在這裡承認朝野對立，是非判斷滿擰這一事實，朝廷頌揚的、提倡的，民間必定嘲笑、反對，但因果關係和王錫爵所說的倒置。首先是朝廷罔顧民意，民間喜歡的、推崇的、堅持的，朝廷一定要反對，要限制，朝野關係緊張的責任是在廟堂而非天下。

這種民間輿論和朝廷的是非觀完全反著來的情形在大明晚期處處可見，被廷杖和貶官的人士，回到民間，被公眾當成英雄一般看待。可謂是“權力在朝廷，道義在民間”。被削職為民的顧憲成正是由於這種朝野的分歧和對立，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道德資源在老家辦書院，不但當地士子、商人支援，連無錫知縣這種中低階官員也鼎力相助。這種對立到了熹宗朝達到頂峰，已經不是輿論上的對立了，當權者對反對者的處罰也不僅僅是申飭和罷官了，而是利用專政機器，將反對者從肉體上消滅。東林書院被毀，東林諸君子被殺。幸虧顧憲成已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壽終正寢，免於他的學生兼同道高攀龍那樣自殺的命運。而明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