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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千萬要慎重。可母親卻說那麼多中央首長支援他，難道都支援錯了？為搞科研，他過著苦行僧的生活，快40歲了也不結婚，都是明擺著的。母親好像吃了什麼迷魂藥，完全被劉亞光給迷住。她在筆記本上寫道：認識劉亞光之後，從此“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職責。多年來不關心現實鬥爭，只沉溺於寫過去的心情開始有了變化”。
她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正義感，決心為個小人物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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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幫一個科研人員打官司（2）
應當說，在剛剛打倒“四人幫”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員受打壓的情況確實存在。如果你得罪領導，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舊捱整。母親幫劉亞光向上反映情況的主觀動機是好的，她希望為這些受打壓的小人物吶喊幾聲，幫幫忙。只可惜她選錯了物件。
據科學院的人反映，劉亞光思想活躍，有幹勁，能吃苦，活動能量大，研究能力較強。但在科研方面，他喜歡走捷徑，找出成果快的課題。所以不踏實，朝三暮四，經常變換專案。
他抓住一些老同志歲數大了，對癌症和冠心病異常關注的心理，強調生脈散的研究有利於治療癌症、冠心病，很輕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長的支援。
看了雙方材料，我作為旁觀者，不得不承認微生物所對母親的批評大部分是對的。她先入為主，完全偏聽偏信劉亞光的一面之詞。她從沒有去微生物所調查，認真聽聽反面意見。微生物所多次邀請她去談，她都不去。
母親只能用劉亞光提供的炮彈對付微生物所。比如強調說劉亞光的研究，國外表示了濃厚的興趣。——其實，讓國外表示濃厚興趣有時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說：一項科研成果的確立，“前提是要該成果能經得起實驗驗證，在此基礎上依靠同行科學家的評議。如果離開了實驗驗證和具體專業的科學家分析，那麼中央領導人的支援，報刊的宣傳，外國人的感興趣，都不足以作為科研成果鑑定的依據”。
母親還強調說劉亞光對海參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駁道：海參粘多糖是天津藥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劉亞光是後來才參加進來的，只幹了一個來月，實驗沒有幾次，就宣佈成功，未免輕率。
……
母親感到了壓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提出848號提案，為劉亞光呼籲，說他受到了壓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報》發表了母親的報告文學《是這樣一個人》，公開為劉亞光鳴冤叫屈。
外行都紛紛為母親叫好，但科學界內部卻激起了不同反響。他們說，判斷一項科研成果應請有關科學工作者根據實驗結果來定，不能由楊沫同志來充當科學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樣一個人》，系統地反駁了母親的報告文學，看後你不得不承認人家說的有道理。
母親依然不服，又給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王任重寫信，請求他允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反駁文章。王任重出於對母親的信任，批示給《人民日報》：
同意楊沫同志意見，可以發表她的文章。請你們和《浙江日報》共同調查一下，這大概又是一種不正之風作怪，應當揭露之。
於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母親的來信：《這個事件出現在正向四化進軍的今天》，全面替劉亞光辯護，說對方破壞四化，壓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員景沛看了母親的文章後，立即給《人民日報》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時候，我們所一位副所長交給我一篇文章，要我負責審閱，是劉亞光寫的。“我閱讀後發現該文根本不具備一篇科學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說不夠科學性），同時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志對此文做了我認為十分正確的評價。” “我本人與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面，都沒有過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觸……但是我有必要公開的再次申明，我所審查過的那篇劉亞光的‘論文’，是不合科學水平的。”
這位科研工作者還說：“楊沫同志的來信，給我敘述了許多我應該說它們是來自‘政治方面的’，或是‘權威方面’，甚至是來自‘國外的’論據，這完全沒有向我說明任何學術問題。”
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母親那篇文章的致命之處。
微生物所當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駁母親。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擊文章《這個事件的真相》。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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