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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幾天就要削下一層，否則走起路來就疼痛難忍。
孩子長大了，懂的事情也多了，心裡的壓抑感也越來越沉重了。他們漸漸地變得少言寡語了。和誰去說話呢？大家都用一種異樣的眼神看著他們。楊嬸還不時地關心一下他們，可是他們知道不應該和她太親近，要不然，會給人家帶來麻煩的。他們變得面目冷凝了。和誰去微笑呢？同年的孩子們中不乏叫他們“小雜種”、“小右派”、小特務”、“狗崽子”的，有的甚至向他們投扔石子。為這事，他們沒少和那些孩子們吵架，對罵，可是，失敗的總是他們，漸漸地他們不吵了，只是默默地忍受著，他們用沉默和憤恨進行著無言的對抗。連老師對他們也是不冷不熱的，還不時地叫他們彙報思想，要求他們從思想深處和反動的父母劃清界線。但是在孩子的心裡，他們的爸爸是好人，是勞模，他們的媽媽也是好人，是個治病救人的醫生。可是現實卻在蹂躪著他們那幼小的心靈，孩子的心和張文光的心在一起憔悴著。
有一年的春節，姐弟兩個連口肉都沒有吃。他們把僅有的一點白麵包成了餃子，託人帶給了在機場看堆兒的張文光，還帶去了按人頭派買的花生、瓜子。他們自己吃的是窩窩頭。那年月，連花生、瓜子也是屬於稀罕物之類，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能按人頭買一點，平時是根本吃不上的。張文光知道孩子的處境，哪能吃得下？當著給他送餃子的人就忍不住地抽泣了起來，他說：“全是我把他們給害了！”那人安慰他說：“想開點兒，認命就是了。”那人還說：“人生在世就那麼一會事兒，等孩子長大、有個工作就好了。”
張文光也有比較好的時候，那就是他陪著轉業兵到資料館查閱資料。轉業兵是黨員，但看不懂資料內容，得讓他去看，然後再講給他們聽；而他雖然能看懂資料，可他是沒有政治資格看的人，必須是他陪著轉業兵一起去，而實際上卻是轉業兵陪著他，他只是去扮演那個有實無名的角色。儘管如此，他依舊釋然，因為他實實在在地幹了工作。轉業兵們知道他此時的心情是比較好的，就毫無拘束地和他隨便聊天。他們甚至問過他這樣的問題：聽楊機長說日本人把榔頭叫“蛤蟆”？他解釋說，不是蛤蟆，是“HAMMER”。還說，這是日文中的外來語。
正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女兒和兒子初中畢業了。工作？哪裡有他們的工作。平常人的孩子都不好找工作，他這麼個右派、特務的孩子到哪裡去找。他只有厚著臉皮去找隊領導，請求給孩子們一個幹臨時工的機會，他說：“要是家在農村，就讓他們回家種地去了。可是，現在您看，真的是沒有任何辦法。讓他們出去找工作，我這情況是明擺著的，肯定是找不到。要是不讓他們乾點兒活，還不慢慢就學壞了？不管分配他們幹什麼，只要能在隊上幹個臨時工，我就放心了。”他看領導有點猶豫，就又補充道：“您把他們給安排好了，不是也有利於我的思想改造嗎？我要感謝您一輩子。”事後，他自己都覺得好笑，怎麼就能說出那麼違心的話呢？可是，他覺得這是大勢所趨，不丟人。為了孩子他怎麼都行，他是罪孽的源泉，在他心靈深處籠罩著的陰暗早已經不認為說假話是什麼丟人的事情了。為了孩子才是真的。那年頭，誰不是整天地說瞎話、假話？大約在張文光說這些話的前後20幾年裡，假、大、空在逐漸地乃至是毫無節制地蔓延。不說假話行嗎？問你“人民公社好不好？” 你雖然吃不飽，但是得說“好。”要不然，你就是階級鬥爭的鬥爭對像；問你“這麥子能收1000斤嗎？” 你明明知道只能收400斤，但是你得說“肯定能。” 要不然，你就會被無產階級專政；問你“大海航行靠舵手嗎？” 你得說：“萬物生長靠太陽。” 而且還得一套一套的，要不然，你就會被打倒，而且還要被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那年頭，人們開會時說一套，散會後又說一套；出門在外說一套，回到家裡又說一套；當著領導說一套，揹著領導又說一套。社會風氣已經敗壞，在某種意義上，大家都是在昧著良心搞人整人的事情。除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外，大家都早已在心裡厭煩了那些，人們盼望的是平平安安地和和睦睦地工作和生活。相比之下，張文光那點兒違心的話，就根本算不上數了。後來有人指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之所以發生了沒有估計到的惡劣狀況就是和“假、大、空”的風靡有著直接的關係，是人為加重的災害。在後來極力宣傳的大慶人的“四個一樣”裡，就有一條是“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幹工作一個樣。”這是不無道理的。領導終於在經過集體討論之後，安排了他的兩個子女。他們都在地質隊幹臨時工。女兒在鑽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