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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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克服困難。其實也有人給他介紹物件的，是他自己說堅決不再找。在他的心裡，好像遠在天邊的山田秀子只不過是出差或串親戚去了，怎麼能不回來呢？“別想這些煩心的事。”每當這個時候他就自己對自己這麼說。因為他的腦子裡只要一出現這些事情，他就頭疼，頭腦裡就如同亂麻一般亂糟糟的理不出個頭緒來。

地質隊就是流動性大，平時的小流動大家都習慣了。可是在1956年，來了一次大的流動。毛澤東主席的《論十大關係》發表了，支援西北建設，向西北地區調動建設人才和建設隊伍成了當時的熱門話題。當年西北在大家的印象裡是荒山加荒涼。要不是隊伍整編制地調動，估計會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去的。“有女不嫁地質郎，一年到頭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轉，滿身都是破衣裳。”這個曾經在地質隊風靡一時的打油詩大概就是起源於那個時候。後來有人發展了，把“地質郎”變成了“鑽探郎”、“修路郎”、“鐵路郎”，把“滿身”也變成了“滿箱”，看來可能是修鐵路的哥兒們改編的，因為搞地質的是不會揹著箱子在山上跑的。這算是個插曲。

張文光他們也不例外，一起都到了西北。其實，在西北他們還大搬遷了幾次。孩子們上學，老婆子調動，家屬送回去再接來，戶口遷來遷去，有的乾脆就是集體戶口，換上點兒全國糧票，到哪兒吃哪兒。　就這麼折騰，多年來一個人領著兩個孩子過日子的張文光一直是隊裡和局裡的先進工作者。

艱苦的日子對於地質工作者來說只是一盤兒小菜，不在話下。怕就怕有人整人的事情發生。57年反右派，張文光居然“榜上有名”，成了右派！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聽說是有人揭發他曾經對蘇聯專家不尊敬，更有甚者，說他反對蘇聯專家。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罪名。反對蘇聯專家，就是反對蘇聯，反對蘇聯，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黨。他自己說，他就見過蘇聯專家兩面，一次是在歡迎會上，一次是在會商會上，就是想反對也沒有時間。他覺得太冤枉。有人說是不是因為那次增加井深沒有拍電報請示？他說不知道，大概是有人做了文章，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故意誇大，他說這正是魯迅先生說過的“殺人血染紅頂子。”這話一傳出，更是了不得了，張文光立刻就上升為“極右”，而且還戴上了“分子”的帽子。他不再擔任技術負責，先是在鑽機勞動，後來就成了專職的搬運工。此後，慢慢地各種說法竟相登臺，人為的演繹不斷加劇，他的問題也愈演愈複雜，終於，他成了日本特務。他被要求定時向專人彙報，定時寫一份交代材料，他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回家，而且必須在規定的時間返回。與他的罪名被不斷升級的同時，他的工資卻不斷地下降。至於孩子，已經變成了反動分子加敵特分子的子女，雖然不是專政的物件，但是已經在哪裡也抬不起頭來了。他們已經小學畢業，要不是看在地質隊的面子上，他們根本就上不了初中。當地的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哪一個能有這種優待？可是要想上高中，就得另當別論了。這就是他們想不通但又得想得通的人生難題。張勝利的腳就是在那個時候的一個冬天凍壞的。

那年冬天，他穿著一雙走風漏氣的舊棉鞋在學校掃雪，棉鞋溼透了也不敢向老師說，結果生了凍瘡，又疼又癢，癢得晚上睡不著覺。姐姐發現了一看，原來凍壞的地方早就像熟透的柿子，裂開了口子還流水，幹了以後把襪子粘在腳上。姐姐想要用熱水給他泡泡腳，可是襪子脫不下來，姐姐秀如就幫他用剪子把襪子剪掉一塊才能慢慢地脫下來。她埋怨弟弟說：“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痛嗎？”勝利忍著痛回答說：“告訴你也沒用，還是好不了。忍著吧，忍到春天就好了。”說著、說著他不由自主地叫喚了一聲：“哎呦！”姐姐心痛地問：“怎麼？碰著哪兒了？”姐姐還安慰她說：“不怕的，我們勝利最勇敢了。彆著急呵，姐姐給你慢慢地揉揉。”洗完腳，秀如還把他的鞋縫了幾針。雖然是粗針大腳地胡亂縫補，但卻是姐弟倆兒的一片深情。秀如把手都扎出了血，可是她一聲沒有吭。勝利在一旁看見了說：“姐呀，痛吧？都是我不好，讓你為我受這苦。”姐姐說：“什麼苦不苦的？咱們就是這苦命。”姐姐雖然只比他大一歲多，可是心裡裝的事情卻比他多多了。照顧起他來就好像比他大三四歲的樣子。後來，每天晚上姐姐都把他的兩隻腳放在自己的胸口上，為他暖和腳。還為他打聽治療凍瘡的偏方，什麼茄子秧呀，什麼辣椒水呀，可是沒少費勁。雖然如此，但還是落下了病根，那就是年年要凍，年年要犯。再後來，腳上就長了一塊總也長不完、削不盡的硬死肉疙瘩，一直到現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