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狂歡-數字時代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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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於追求的舒適和滿足。日本人的這種人生旨趣是一種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說是一種

最為精緻、最為嚴厲、苛刻的感性放縱。

與這種嚴厲、苛刻的感性放縱密切相關的，是一種嚴格的等級觀念。在男女之間、長幼之間、上下級之間，盛行著一種後者（女人、晚輩、下級）絕對順從、迎合前者（男人、長輩、上級）的規則。這種規則要求後者刻意順從、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種極為精微、細膩、完善的享受。對日本人來說，男女兩性的交往（無論是性的交往還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級之間的交往，不過是女性或下級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級的各種要求，使自己的“溫柔”、“體貼”達到奴顏卑膝的狀態。正如克里斯托弗所說：那些對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國人，往往半帶輕蔑地認為，日本人過分恭謹，總是在鞠躬作揖－－而這一次，持有種族成見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個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級觀念比美國人深得多，表現也公開得多。當一家美國公司的幾個保養得很好，又妙語連珠的高階董事登上一架飛機時，局外人得花點兒時間才能斷定他們當中誰是大老闆。但是，當一家日本商社的幾個董事上飛機時，誰是大頭兒，總是一目瞭然。那位坐在靠窗戶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別人拎著、並且只在同僚們向他鞠躬後才還禮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即使遇到尊卑關係不甚清楚的情形，日本人也總是知道該對誰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個人是如何春風得意，另一個比他早幾年從同一大學畢業的學長總是以某種意味深長的方式保持其居高臨下的地位。可以說，主－奴結構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規則。這種交往規則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現在人與物、消費者與消費品的交往中。日本人制造的各種“新發明的小玩意”就體現了這種主－奴結構。最大限度的“奴性”是這些的工具的最顯著的特點。說到“新發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發明的“傻瓜相機”。這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日本產品－－它是一種絕對馴服的工具，一種極其善解人意、決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條件，對主人極其“溫柔”、“體貼”的消費品。人在使用別的照相機時，必須具備一些起碼的攝影知識，在一些細節上的無知（如不知道如何調光圈和速度）和馬虎（如忘了開鏡頭蓋），將導致攝影的失敗；而當人在使用“傻瓜相機”時，你連鏡頭蓋是否開啟都不用擔心，因為假如你沒有開啟鏡頭蓋，那麼你連快門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機”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門。黑格爾早就指出，“主奴關係”是一種“辯證的”關係，一種可能“異化”的關係。當主人把奴隸的權利、內涵剝奪殆盡，把奴隸降低到“物”的水平，實際上也是把自己的權利、內涵也剝奪殆盡，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

以男女交往為例，一個身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個女奴做任何事，從表面上看，他徹底地佔有了這個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夠佔有的只是對方作為物而不是作為人的本質，他似乎可以從對方那裡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對於人的態度、情感（如愛、理解、尊重）。當他對她大施淫威時，他已把他作為人的各種力量閒置、遺忘、廢棄，或者說不自覺地剝奪了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和權力，使自己等同於物。在這種“交往”中，他從來沒有在與對方的相處、磨合（他們之間的關係意味著“磨合”是多餘的）中改變、豐富、塑造、修煉自己，體驗和佔有自己潛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質，而只是在持續的放縱、任性中沉淪、畸變。

這種主奴關係與前面所說的娼妓化交往其實是同一回事－－人與人之間最低階的交往，近似於物與物之間的交往。“主人”在“奴隸”的絕對馴服中自以為佔有了一切，其實他佔有的只是“看不見的珍藏”，或者說虛假的珍藏。獨裁者（無論是哪種形式的獨裁者）常常難免產生一種深切的孤獨感、無能感和破產感－－在擁有一切時暗感到一無所有。使用、享受著各種馴服工具的消費者也是一種獨裁者。“傻瓜相機”的使用者沒有意識到，在拍下了無數張照片後，自己在攝影方面的知識幾近於零，自己的“馬大哈”式的生存狀態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當然也談不上改正“馬大哈”的惡習。

套用林肯的話來說，它“屬於傻瓜”（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為傻瓜而設計”（ｆｏｒ　ｔｈｅｄｕｍｍｙ），“由傻瓜來使用”（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可以說，“傻瓜”是“消費者”的一個最為恰當的別名。“消費者”被各種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溫柔體貼”的消費品包圍並按摩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