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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是一種獨裁者。“傻瓜相機”的使用者沒有意識到，在拍下了無數張照片後，自己在攝影方面的知識幾近於零，自己的“馬大哈”式的生存狀態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當然也談不上改正“馬大哈”的惡習。套用林肯的話來說，它“屬於傻瓜”（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為傻瓜而設計”（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由傻瓜來使用”（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可以說，“傻瓜”是“消費者”的一個最為恰當的別名。
“消費者”被各種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溫柔體貼”的消費品包圍並按摩著，不斷地“傻瓜化”。另一方面，消費者在對各種馴服的消費品施行獨裁時，也同時被消費品施行著獨裁－－“平均化”的獨裁。無論是電視還是傻瓜相機，它們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樣地對消費者進行著“平均化”的處理，把人與人的差異降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說，各種產品的生產者透過大規模地複製出各種“大路貨”，自覺不自覺地使消費者在總體上成為“大路貨”。一個攝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機的，因為傻瓜相機在有效地避免了失敗和風險的同時，也同樣有效地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扼殺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作品之間的差異。由此我們更加明確了一點：大眾文化產業，尤其是大眾化傳播媒介產業同時造就的兩種東西（消費者與消費品），一路貨色（平均化、整齊劃一的大眾與平均化、整齊劃一的產品）。基於以上立場，我們就不難理解喬治？吉爾德為什麼把電腦技術以外的許許多多電子技術（尤其是電視技術）稱為“消費者電子學”（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按照我們前面的說法，我們也可以把“消費者電子學”直接稱為“傻瓜電子學”。受這種“電子學”（電子技術）支配的種種產品（從“傻瓜相機”到“高畫質晰度電視”）都在有意無意地造就或助長一種文化－－“消費主義文化”，即為平均化的消費者－－“大眾”－－所擁有的文化。
８．２ 主奴關係與傻瓜相機
高畫質晰度電視的技術構想由日本人提出來是在情理之中的。日本民族是長於認真、細緻地工作而短於原創性思想的民族。他們總是在既有的外來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仔細改進，精益求精，形成一種無本位而又後發制人的民族文化。
在古代，他們引入漢文化，建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二戰結束後，他們在引進西方的技術的基礎上建立了在較長時間領先於世界的電子應用技術和機械製造技術。這僅僅是文化價值影響技術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文化價值決定著對技術的使用。人在何種方式上使用技術，把已有技術在何種方向、何種程度上改進，總是蘊含著文化上的價值取向。日本發達的應用技術不僅反映在對技術產品上精益求精上，而且反映在他們努力在既有的技術水平上，如何使產品的使用者儘可能地方便，儘可能感受到產品的製造者對產品使用者“無微不致”的關心。（當然，日本的生產者對消費者的“無微不致的關心”並非出於菩薩心腸，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們在各個方面的好逸惡勞、窮奢極欲的本性來最大限度地開發人在享受上的潛能，作為其生財之道。）
對於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點，在日本長期生活過的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克里斯托弗（Ｒｏｂｅｒｔ
Ｃ．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在一本名為《日本人的心靈》（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ｄ）書中這樣描述道：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反映了一種對新發明的小玩意的國民嗜好，在日本，這種情況到處可見。例如，在東京坐出租汽車，乘客從來不用自己開關車門，因為司機能用自動控制裝置開後車門。在飯館和百貨公司，剛進門的顧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機器人的歡迎，這些機器人向顧客鞠躬如儀，並以甜甜的聲音說些恰當的寒暄話。在日本家庭中，這種對小玩意兒的嗜好處處可見，從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時代打火機，到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的各種設定。
我的朋友千年對他的“雙伴音電視機”頗為自得，在這臺電視機的某些頻道，同一節目可有英語和日語兩種不同的聲音選擇。千年說這有助於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礙於情面，沒對他說：不如買一套英文會話唱片，既省錢又能達到同樣目的。
“舒適和細緻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觀念。日本獨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這種文化特點。日本人常常喜歡將一種遊戲玩到最精細、最微妙、最徹底的境界，從中體驗到一種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