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狂歡-數字時代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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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話題。這是我們的時代邁出的巨大的一步。它標誌著一種新的活力的產生，這活力使四肢靈活，溫暖的生命之流湧向手和腳。我不要求什麼偉大、遙遠、浪漫的東西；我不想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在做些什麼；我不想知道什麼是希臘藝術或法國東南省份裡的歌舞藝術；我擁抱平凡的人和物，我探究那些我熟悉的卑微的人，我坐在他們的腳下。我只要洞明今天的事物，讓別人去關注古代和未來的事物吧。

以愛默生為代表的美國學者相信，與舊大陸的歷史悠久的國家（尤其是英國）相比，美國實在是一個孩子。它沒有悠久的歷史，沒有良好的教養，沒有嚴格的規矩。但身為“孩子”不僅不是劣勢，反而是一種優勢——這個“孩子”即將在世界上成為“最大的”。

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就是對“牛仔文化”的理直氣壯的表述。

２．３　“溝通”與“自我依靠”倫理

“獨立”從來都不是自我封閉的同義詞。在愛默生看來，獨立－－個人相對社會、傳統、習俗的獨立，恰恰是為了與傳統更好地溝通，與他人更好地相處，而不是為了做一個自命清高、與世隔絕的隱士。既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又要與他人溝通－－這如何可能呢？我們先從尼葛洛龐蒂在《數字化生存》一書舉的一個例子說起：假設有６個人圍著一桌共進晚餐，他們正熱烈談論一個不在不在場的人——甲先生。在討論中，我向坐在對面的妻子伊蓮眨了眨眼。晚飯後，你走過來問我：“尼古拉，我看到你向伊蓮遞眼色，你想告訴她什麼？”我對你解釋說，前天晚上，我們恰恰和甲先生一起吃晚飯。當時他說，和如何如如何相反的是，他實際上如何如何，即使大家都以為如何如何，最後他的真正決定卻是如何如何，等等。換句話說，我大約要花１０萬個位元才能向你講明白我用１個位元就能和我太太溝通的話。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的是，傳輸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識基礎，因此我們可以採用簡略的方式溝通。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他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有個故事說，有對夫婦把數百個笑話記得滾瓜爛熟，因此只需提到笑話的編號，彼此就能心領神會。寥寥幾個數碼就會喚醒他們對於整個故事的記憶，使他們大笑不止。”在尼葛洛龐蒂舉的例子中，他向妻子傳輸的只是一個眼神。這個眼神是一個相當抽象的訊號，沒有任何獨立自足的意義。如果沒有預先奠定的“共同的知識基礎”，這個程式碼沒有任何意義。同樣道理，我們不能把某部經典當作製作好的，有獨立自足的意義的成品。它只是一種交往（讀者與原作者之間的交往）工具，一個為傳達者與接受者（讀者與作者互為傳達者和接受者）提供的相會場所。讀者讀到這部經典，只是意味著讀者與這部經典的作者的相見，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相識。讀者可能因為這部經典與作者相識（溝通），也可能把作者視若路人（無法溝通），“有口無心”地閱讀這部經典。

從事向大眾傳播所謂文化的人為了讓讀者（受眾）與作者相識，就削足適履地對原作進行改編，促成一樁交往行為。但這一交往不是讀者與作者的溝通，而是讀者與改編者之間的溝通。顯然，這種溝通是以庸俗化為代價的。但這種庸俗化的溝通其實是在迴避和敷衍問題，真正的“溝通”根本沒有完成。那麼溝通如何才是可行的呢？愛默生首先注意到了“自我”（ｓｅｌｆ）這一概念。無論是大師，還是普通人，他們都有一個“自我”。但這並不是說每個人就是他的自我。在很多時候，一個人與他的自我完全是兩回事－－他與他的自我遙遙相隔，他並沒有“貼近”（ｒｅｌｙ，通常亦為“依靠”）他的自我。

許許多多人是他自己的侏儒（而他本來是一個巨人），他把自己放逐在自己的王國裡，忘記了自己就是這個王國的國王。他終年在自己的王國裡行乞，試圖依靠始終不可靠的他人，或者在自己的王國裡販運私貨，併為小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或感激涕零。而“國王”之所以是“國王”，大師之所以是大師，只不過因為他們堅實地貼靠著“自我”，結識和領略了他的“自我”。同樣，“學者”之所以是“學者”，是因為他們用自己肩膀上的那個大腦來思考，而不是放棄這個大腦而依靠別人（他們眼中的“大師”、“能人”等）的大腦來思考。有些人以為自己是在思考，實際上在思想上“行乞”和“販運私貨”。

在每一個人的“自我”（ｓｅｌｆ，即“小我”）之外，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自我”（Ｓｅｌｆ，即“大我”）。關於“小我”與“大我”的關係，愛默生有一個生動的比喻——“小我”是海（ｓｅ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