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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沒有多想，母親自己也沒把它當回事，以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來就喝一碗糖開水，吞兩片鎮靜劑什麼的。疼過後就忘了，照常去上班。聽說母親開始是在省機關工作的，嫁給父親後才調到這單位，卻不在總部，在另外一個處，有十幾里路遠，一天騎腳踏車來回兩趟，接送我們上下學，給我們做飯洗衣，十幾年如一日的。說真的，在我印象裡我們這個家從來是母親一個人支撐著的，父親對家裡的事情從來是不管不顧的。你知道，家屬院區離紅牆頂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也就是半個鐘頭，但父親總是很少回家來，一個月頂多回來一次，而且總是晚上回來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是父親很久沒回來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們都在飯廳吃飯，母親的耳朵像長了眼睛似的，父親還在屋子外頭幾十米遠呢，我們什麼都沒覺察到，母親卻靈敏地聽見了，對我們說：你們爸爸回來了。說著放下碗筷，進了廚房，去準備迎接父親了。我們以為是母親想爸爸想多了，出現了什麼幻覺，但等母親端著洗臉水從廚房裡出來時，果然聽到了父親走來的沉重的腳步聲……
在家裡，父親總是默默無言，冷臉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親。他從來不會坐下來和我們談什麼，他對我們說什麼總是命令式的，言簡意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裡只要有了父親，空氣就會緊張起來，我們變得躡手躡腳，低聲下氣的，惟恐冒犯了父親。只要我們惹了父親，讓他動氣了，發火了，母親就會跟著訓斥我們。在我們與父親之間，母親從來都站在父親一邊，你說怪不怪？我可以說，作為丈夫，父親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親的整個生命都是父親的，就像父親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紅牆裡一樣，母親則把她的一生都獻給了父親，獻給了她的迷醉在紅牆裡的丈夫！
我一直沒能對生活，對周圍的一切做出邏輯的理解，你比方說母親，她似乎天生是屬於父親的，然而母親嫁給父親既不是因為愛，也不是因為被愛，而僅僅是“革命的需要”。母親說，以前父親他們單位的人，找物件都是由組織出面找的，對方必須經過各種政治的、社會的、家庭的、現實的、歷史的等等審查①。母親嫁給父親就是組織安排的，當時母親才22歲，父親卻已經30多了。母親還說，她結婚前僅僅和父親見過一次面，而且還沒說上兩句話。我可以想像父親當時會多麼窘迫，他也許連抬頭看一眼母親也不敢。這是一個走出紅牆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來自生活、來自人間，而是來自蒸餾器、來自世外、來自隱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紅牆，放在正常的生活裡，放在陽光下，就如水裡的魚上了岸，會如何尷尬和狼狽，我們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個月後母親便和父親結婚了。母親是相信組織的，比相信自己父母親還要相信。聽說當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親嫁給父親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個老紅軍，自小是個孤兒，14歲參加革命，是黨把他培養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從心底裡感謝黨，還要求子女跟他一樣，把黨和組織看得比父母還親。所以，母親從小就特別信任組織，組織上說父親怎麼怎麼地好，她相信；組織上說父親怎麼怎麼了不起，她也相信。總之，父親和母親的婚姻，與其說是愛情的需要，倒不如說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說，嫁給父親，母親是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的——我這樣說母親聽見了是要生氣的，那麼好吧，我不說。
母親的肚子疼，到了5月份（1982年）已經十分嚴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虛汗直冒的。那時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學，我呢剛好在鄉下搞鍛鍊，雖然不遠，就在鄰縣，來回不足100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個月回來一趟，第二天就走，對母親的病情缺乏瞭解。父親就更不可能瞭解了，不要說母親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何況母親還要對他隱瞞呢。你看看，母親關心我們一輩子，可是她要我們關心的時候，我們全都失職了。而母親自己，忙於顧念這個家，顧念我們三個，忙裡忙外的，哪有時間關心自己？她的心中裝我們裝得太重太滿了，滿得已經無法裝下她自己。這個從小在老紅軍身邊長大的人，從小把黨和組織看得比親生父母還要親的人，我的母親，她讓我們飽嘗父母之愛，人間之愛，卻從來沒有愛過自己。呵，母親，你是怎樣地疲倦於我們這個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卻硬是瞞著我們，跟我們撒謊；你生了病，內心就像做了一件對不起我們的錯事一樣的歉疚。呵，母親，現在我知道了，你和父親其實是一種人，你們都是一種不要自己的人，你們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讓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