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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看，這樣一個人，隨時都可能犯病的人，誰還敢讓他單獨出門？不敢的，出了門誰知道會鬧出什麼事？什麼事都可能鬧出來！所以，後來父親出門時我們總是跟著他，跟著他出門，跟著他回家，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會兒不跟，我們就可能要到處去找才能把他找回來。當然，阿兵在家的時候，這似乎還不成問題，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學了，讀研究生了。我說過的，本來我們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為的是讓父親有下棋的對手，現在看一來不必要了，二來也不可能了。父親這樣子還能去哪裡？只能呆在這個院子裡！這裡的人大家都熟悉，父親有個三長兩短什麼的，人們能夠諒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我顧了工作就顧不了父親，顧了父親又顧不了工作，怎麼辦？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長。王局長也沒辦法，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把父親送到醫院。
我知道，父親是不願去醫院的，可王局長說這是組織的決定，不願意也只有願意了。對組織上的決定，父親一向是不講條件的。透過王局長的努力，父親沒有被可怕地送進精神病院，而是進了靈山療養院。這個結果我是滿意的，把父親送到療養院，我看那裡的環境、條件、氣氛，包括離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頭就更滿意了。沒想到，我滿意還不到三天就又後悔了。深深地後悔了……
這一天，療養院打來電話說，父親出事了。我和王局長趕去“解決事情”，一到療養院，站在父親住的樓下，我就聽到父親聲嘶力竭的喊叫聲；衝上樓，看父親的房間的門被一條臨時找來的鐵鏈鎖著，父親像個被冤枉的囚犯一樣亂叫亂喊著。我問父親怎麼了，父親說他也不知道，已經關了他幾個小時，快4點鐘了，連中午飯都還沒給他吃。王局長帶我去找院領導，本來還想控訴他們的，可聽療養院領導一說起事情原委，我們就無話可說了。原來院裡有個護士姓施，很年輕，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裡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為這個原因，引發了父親的糊塗病，把小施當作了我，上午她來收拾房間，父親突然對她有些過分的親切，小施生了氣就拂袖走了，結果父親又追出來，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嚇得驚驚乍乍的。就這樣，這裡的人把父親當作“流氓”關了起來。我們解釋說這是怎麼回事，這裡的人照樣振振有詞地指責我們，說既然這樣，我們就不應該把父親送到他們這來，他們這是療養院，不是精神病院。這話說得並不算錯，因為確實是我們不對，讓我氣的是，當時有人居然提出要我們給那個小施道歉，還要賠償精神損失費，那麼我想，我父親的精神都已經“損失”成這樣了，我們又去找誰賠償呢？
療養院的事就這麼結束了，滿打滿算父親只呆了三天，然後想呆也呆不成了，於是又回到了家裡。人是回來了，但我心裡還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父親平平安安地把餘生度過去，說幸福已經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們就滿足了。有人建議我把父親送去精神病院，這我是堅決不同意的。這不等於是把父親丟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親送去那裡。這不是個道理問題，而是感情問題。我的感情不允許我做出這種選擇。
然後是有一天，是父親從療養院回來後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見父親笑嘻嘻的，不等我開口問什麼，就興奮難抑地告訴我，說組織上又給他分配任務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一整天，父親都處在這樣的興奮不已中。說真的，我們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親早一日走出紅牆，想不到現在又要回去，我心裡真覺得難過。真是不願意啊。王局長征求我意見時，我就是這麼說的，我說不行，我不忍心。我說我情願把工作辭掉，呆在家裡侍候父親，結果父親把我罵了個狗血淋頭。事後我想，這件事首先我是沒有權力反對的，反對也是白反對，其次我就是辭了職，分分秒秒都守著父親，那又能怎麼的？父親的病照樣還是病，難受照樣還是難受，我不可能給他帶來快樂。父親的快樂我們是給不了的，誰能給？事實就寫在父親那天的臉上。你無法想像，那天父親是在怎樣的一種興奮中度過的，他跟阿兵打了兩個小時長途電話，繞來繞去說的就是一句話：爸爸又有任務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親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電話裡說的一樣。我清楚記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個寒風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颼颼的，路上淌著夜裡的雪水，我陪父親走到院門口，把他送上去紅牆那邊的班車。班車開走了，望著它遠去的背影，我的腦海裡馬上浮現出父親義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