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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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似乎關係著一個時代觀念——文藝算老幾的觀念。從大學堂中國文學系的課程上，可看出一點苗頭。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詩經》，便是《楚辭》，和時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後無文學焉。柏楊先生前曾建議把現在的中國文學系，改為“中國古代文學系”，而再設立一個“中國近代文學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還研究新的產品。嗚呼，現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過六百年，恐怕又有人當經典拜讀矣，豈中國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議無人採納，蓋理由再充足都沒有用，無權便沒有分量也。於是臺灣乃成為洋大人所說的文化沙漠。大官憤然反擊，拿出幾株古老的樹幹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虛，可憐亦復可敬。

現在這時代，學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簡直如同從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一樣。那時的大人物認為只要有鐵甲船和洋槍、洋炮，國家便會強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這般主要人物均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學主禮樂制度，求見之，也認為只要我們能設立一個原子爐，只要青年人都去當工程師，就前途如錦。小民不禁嘆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學理工，則只有第二流學文法學科的人，才去治理國家，這個國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藝創作中，小說為首。從這個“小”字，可瞭解傳統士大夫對文藝是一種啥看法。中國所謂的“正史”，謊話多如牛毛。（例如，每個大頭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現象，不是謊是啥？）中國人不以為非，獨對文藝創作，卻認為是小說家言，荒誕不經。這當然是談得太遠，但歸結一句話曰：沒有文化水準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紙堆裡打滾，不敢正視一下文藝的價值。

陽明山會談的參與人士，都是一時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說。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詩人在內，該是如何的氣氛，又該是如何的觀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錢有勢的人，沒有注意到有影響力的人。老闆固然偉大，在他轄下，他開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們的一冊書出，影響無限。金帝國皇帝完顏亮先生，讀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興投鞭斷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籲天錄》，才注意到黑奴問題。似乎中國大人先生有點異樣。

臺灣綽號一直相當地多，文化沙漠僅是其中之一，從陽明山會談鳥瞰全島，金光閃爍，獨無墨水味哲學家和科學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義耳等都持此說。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觀。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藝起飛。八○年代，文藝茁壯，把一些老頑固氣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那時也參加陽明山二次會談，我們還不相識。想不到七年之後，他卻為我的入獄，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營救，嗟夫。）

世界上哪種文字最難言人人殊，有人說日文最難，有人說中文最難，有人說法文最難，有人說俄文最難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種解《易》的義理之學。，大都是出於自己的感覺。如美國小學生認為英文最難一樣，主觀的成分多，客觀的成分少也。蓋難易在於比較，一個人怎能同時把世界各種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堅持各人的意見。

不過，凡是無法比較之事，都可借觀察而得，我們雖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誰最大，但坐在望遠鏡前仔細地瞧上一瞧，其答案總差不太多。文字難易問題，亦可用此法判斷。嘗見美國小孩，進學堂讀了三年五載，便可寫出通順的文章，一到初中，簡直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反觀中國，不要說小學生寫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學生，能寫得通訊的，有幾人載？（柏楊先生這話不作抬槓之用，蓋抬起槓來，我也可挑出數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發生有些大學生寫情書時，都不得不請人代庖的奇異現象。

於是，專門靠搞中文吃飯的老學究有言曰，那是他們不肯用功所致。乃開出一張書單，上有《墨子》、《莊子》、《論語》、《史記》等等。又曰，讀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嗚呼，即令讀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況根本無法讀熟乎？從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斷送到辭藻章句裡，而今不行，啦，他還要搞數學、搞化學、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頭都要發昏的其他高深玩藝。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麼多時間往裡鑽乎哉？

無論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難。中國人學英文，只要稍微專心一點，就能說能寫；而洋大人學中文，給他二十年、三十年時間姚際恆（1647—約1715）清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