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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斷手斷腿的立即裝上義肢；把翻閒話挑撥是非的長舌婦，痛揍一頓，把整人為快樂之本的傢伙，趕上山上。然後一齊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種的播種，挑土的挑土，澆水的澆水，這個家才能夠興旺。如果大家只會張著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們從前是多麼好呀，恐怕只能限於過去好，現在可好不了，將來更好不了。
有些人似乎害著翹尾巴瘋，一談到美國，尾巴就翹起來曰：“美國的文化太淺！”（也有說“沒有根基”的焉，也有說“沒有深度”的焉，反正他們那玩藝沒啥。）美國文化是不是淺，是別一個問題，即令它淺啦，我們才更不好意思。好像書香世家的破落房，披著麻袋，蹲在破廟裡，仰仗著別人殘茶剩飯過日子，地嚎曰：“俺祖父大人當過宰相，他祖父大人不過一個掏陰溝的。”不但不滿面羞愧，想想自己為啥窮，反而揚揚得意對方出身不高哩，嗚呼，真是奇事處處有。這句話應該是別人挖苦我們，而且誰要是這麼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現在自己卻往外猛冒，實在是虛驕過度，一時轉不過彎。虛驕只是暈暈忽忽的自滿——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著被子胡思亂想。
柏楊先生前曾宣告過，現在再宣告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張全盤西化，一頭撞到洋大人懷裡。前些時孫世鍾小妹妹給我來信，叫我“柏先生”帝和唯心主義哲學中獨立存在的理性。聲稱人和自然是哲學，我就覆信訓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國人的規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對。”她擋不住我這一訓，以後就叫我“柏伯伯”啦，蓋中國友誼中含有親情，是可以延長到後代的，似乎更應發揚光大之也。
我們並不是說美國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國真好得像一朵花，他們就用不著三作牌和監獄啦。
民主必須納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這玩藝移植到中國，就成了花瓶，偶爾擺出來亮亮相。君不見我們最多的是“以示民主‘呼哉？這個字最近比較少見，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點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縣住過一個時期，那時”奉命不訴學“的男主角之一李國禎先生當縣長，縣運動會上，報紙就恭維他的舉動是”以示民主“，原來他閣下脫掉外套，跳了那麼幾跳而已。他為啥跳了幾跳乎？不是屁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閣下還有一份純潔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這個小頭目覺得有”以示民主“的義務。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擁護他不可矣。嗚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輸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別人娛樂而已。民主必須成為生活的內涵，想”示“都”示“不出來，而是自然的實踐。
虛驕之氣最大的壞處是自己跟自己打堵牆，把自己孤立在水桶裡，喝得尊肚跟柏楊先生一樣的奇脹，於是就再也灌不進別的東西啦，頂多灌下一些洋槍洋炮鐵甲船。至於洋大人那些比洋槍洋炮鐵甲船更厲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藝術、禮義、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精神——不要說再也灌不下去一種調和折中的觀點。，簡直望一眼都會面板敏感。
我們也並不一定要效法美國，效法效法德國、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和日本復興之快，真是可怕。中國同胞研究他們所以這麼快抓起來，發現了很多原因，聽起來有這麼一個印象，好像他們復興都是靠的運氣和技巧。嗚呼，大家似乎忘了一點，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國家，可是他們的國民卻一直是一等國民，擁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潛力。而我們中國，一時站到世界舞臺上，不或一世，可是被冷風一吹，當場就連打三個噴嚏，流出鼻涕，有人勸我們吃阿斯匹林，我們就說他動搖國本，結果一個倒栽蔥，兩個人都架不起。
人生以出國為目的
出國焉，留學焉，成了這處時代的特徵，不可不大書特書。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出國留學，和一九二○年代的出國留學，其本質上大大不同。從前留學，基於愛自己的國家，以便學得手藝，回來改善自己的國家；而今留學，基於厭惡自己的國家，以便學得手藝，就在外洋落戶，不再要自己的國家。這區別非常重要，只有對知心親友，才肯吐露這種心理上的動機，把屁股打爛都沒有人肯形諸文字也。前些時教育部長黃季陸先生去美國玩了一趟，歸來後發表談話曰：“看到在美國的很多留學生，我很高興，將來不愁沒有建國人才。”這種話小民聽啦，真要連心都感激成灰。留在國內的呆瓜流血流汗，有的還要破家送命，萬一闖一個萬兒，留美朋友浩浩蕩蕩，踏著呆瓜鮮血而回，建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