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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祭奠,這也進步多啦。僅從這兩點看,彼一《梁祝》似乎勝過今一《梁祝》。如此互相競爭,發奮圖強,不但是影片商之福,也不但是觀眾之福,也是國家之福。
柏楊先生寫“半票”以來,接到無數讀者先生的來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封署名“老夫”的明信片,發自臺北辛十二局,明信片上曰:“柏楊老烏龜:你的學問大是不錯,先罵觀眾,再罵讀者,‘半票讀者’、‘不肯斷奶’,讀者是你的衣食父母,怎麼能罵?你是什麼東西,混蛋加十三級,如不改過道歉,三天內將你狗體分屍萬段,不殺你勢不干休。”還有一封是一位“本市讀者”先生寫的,也是一張明信片,上曰:“柏楊小子,你生在中國,冤枉你了,我們不順你的狗眼,均是半票吃奶的人,而你完全是吃大便的,我操你親孃,我不將你這個老狗打死,等待何時?”另外還有一位林文先生,來的是一封長信,全信太長,不抄錄矣,在結尾上有警句曰:“全臺灣只有你柏楊是高階——高階文化漢奸、賣國賊,你反對中國歷史文化,還不夠賣國嗎?一定要當官才可賣國嗎?真笑話!”
讀者先生賜函很多,對支援我的朋友,僅一一致謝。對大張撻伐的信件,因內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發表,只摘錄三封於上。我想正義之怒既張,有同感的朋友當樂不可支,而我們的討論也就可以結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楊先生請教:“怎麼才可以成為一個作家?”好像我已經成為一個作家啦,想從我這裡挖出一點秘訣,以便照方配藥,也登上文壇寶座。嗚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問道於瞎子,一輩子都得不到好處。這並不是說柏楊先生儀態萬千,虛懷若谷,向誰表示謙虛,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蓋這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韓愈先生在兩千年前便指出過,中國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榮。於是遂成為一種惡性迴圈。做官的目的為了發財,而發財的目的又是為了做官,一個知識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別人瞧他不起,連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詩不云乎: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色列立國,恭請愛因斯坦先生回國當總統。如果換了柏楊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著請,只要招招手,立刻飛奔而往。但愛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絕,這種情操智慧,不是中國聖崽和官崽所可瞭解的。我說我大喜若狂,飛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臉上掛不住,解釋曰:“太謙太謙,你老人家品學俱優,豈會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說我“若狂”,已經夠往臉上抹粉啦,到時候我如果給你來一個“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進先生,並沒人請他當總統,不過中了一個舉人,離中級官還有十萬八千里,可是他的反應又如何哉,他當場就高興得發了瘋。
既然全國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榮,非官不樂,則官以外的其他行業,自然都賤不可言。想當年蘇秦先生周遊世界回來,身兼六個國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嚇得連忙下跪。如果蘇秦先生周遊世界回來,只抱了幾本他寫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會保持原來面孔。如果蘇秦先生連幾本破書都沒有,而只會唱歌跳舞,繪畫打球,恐怕結果還要慘,一個織布梭子飛出來不把他閣下頭上打一個血流如注才怪。這種氣質和社會環境,歷三千年而不衰,現在雖然是二十世紀啦,但非官的行業,其賤如故。於是除“官”之外無人才,從事非官以外的行業,頂了不起,只能成為“的”,而不能成為“家”。像柏楊先生乾的這一行,洋大人之國,稱之為“專欄作”家“,而中國稱之為”寫雜文的“。依此類推,擁有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社會,沒有”作家“,而只有”寫文章的“;沒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沒有”鋼琴家“,而只有”演戲的“;沒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沒有”教育家“,而只有”教書的“;沒”體育家“,而只有”打籃球的“。處處都是”的“,沒有一個”家“,這是個啥子模樣的社會,可知之矣。
社會的素質如何,不必管它,蓋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間還有因果報應的話,中國淪到今天這種醬缸局面,就是因果報應。大家幾乎一致吶喊中國有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我看恐怕不見得,五千年雖然五千年,傳統雖然傳統,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醬化很多。所謂“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這個“書”那個“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錄,和血流成河的殺人錄,除了這些,剩下有關人類性靈方面的玩藝,微乎其微。在這種形態之下,官性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