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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該片,心中甚樂,蓋演員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樂蒂女士,都真有點了不起。現在不是正在上演《春夢了無痕》的電影乎?那位阮蘭絲女士,就成了一個呆頭鵝,而她竟然也是聞名國際的大明星,實在氣死人。我建議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國小姐或東方小姐角色時,閉著眼睛去香港隨便摸一個,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錯,音樂更不用說啦,音樂幾乎成為該片主幹,沒有那音樂,電影便大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員突不破導和編劇加給他們的桎梏,使她們不能有更善更美的發揮。凌、樂二位女士以她們的演技,本可以成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們無從表現,而只能唱唱黃梅調,演演紹興戲。《梁祝》也好,還有加演的《白蛇傳》也好,根本是紹興戲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動的大搬家,徹頭徹尾戲子的道白,戲子的臺步,戲子的身段,只不過把象徵性的道具改成實物而已。有些人只是來看國語紹興戲,只是捧角,而不是來欣賞電影也。中國電影退步到紹興戲大搬家,愛國分子能不難過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預告片《白蛇傳》,雖然只短短几分鐘,仍是紹興戲大搬家,除了照樣黃梅調外外部因素,後者研究語言的內部結構。另外,對語言有共時,上面有白蛇、青蛇盜仙草的鏡頭,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將團團圍住,打將起來,跟戲臺上的戲子打將起來一樣:“匡匡匡匡”一陣,無分敵我,猛地攢拳怒目,猛地一動不動,狀如一下子切斷電源的電器木偶,慘不忍睹。
舞臺上限於客觀的事實,打將起來,可能不得不如此。電影是第八藝術,自應有它的技巧。《白蛇傳》內容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這種價值連城的民間故事,像羅米歐和朱麗葉,落到莎士比亞先生之手,便成為世界名劇,而梁祝落到中國笨導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戲大搬家,這是中國人的創造力不夠乎?抑認定中國的觀眾不過半票程度,只能欣賞女扮男裝的紹興戲乎?
半票問題之五
《梁祝》的結尾最使人緊張,當祝英臺女士哭墳時,我還以為她要碰碑哩,結果沒有碰。哭了半天,我以為她又要碰啦,結果又沒有碰。我可不是主張她非碰不可,而是從她口頭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測她一定會如此實踐,這不是女主角的錯(請問,該片中誰是女主角?又誰是男主角),而是笨導演的腦筋在那個節骨眼上,恰恰不靈活。蓋笨導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沒有殉情的行動,前已言之,萬一上帝不幫忙,墳墓不開,真不知道這出戏將如何下場也,是她仍上花轎嫁人乎?抑屆時再補上一碰?
悲劇的氣氛和條件不完整,使人洩氣,而女主角竟抱著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楊先生當時就問柏楊夫人曰:“敝老頭歸天之後,你是撲到我墳上哭乎?抑只抱著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當然跟祝英臺一樣,抱著石碑哭。”如此便無話可說,不過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翹了辮子,我一定撫棺大慟,不會捧著她的玉照大慟也。
關於考據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東晉時候,怎麼有床?那時連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卻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們睡沙發,豈不更雅乎?而那時候人人穿木屐的,卻忽然穿起朝靴來,如果教他們穿上皮鞋,將更現代化也。然而,這都不用提啦,因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興。最近《自立晚報》曾接不少電話,幾乎千篇一律把拍楊先生大罵一頓,有的還咒我早死算啦,另外還有不少讀者先生來信,也都努力攻擊。朋友告我曰:“你說電影不好就可以啦,蓋你說不好,我說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觀眾說成半票,自然激起眾怒,也自然麻煩如此之多。”嗚呼!這番道理很對,但問題卻有二焉:第一,諂媚群眾和迎合群眾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習的事,不是柏楊先生的事。當初法國屈裡弗斯案的時候,左拉先生為了支援屈裡弗斯先生,以致於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捱揍,凡是發表他文章的報館都被搗得稀爛,天翻地覆,烏煙瘴氣,然而左拉先生並沒有討饒。柏楊先生所面臨的不過僅是來信辱罵,僅是打電話告訴報館要停報,這種蠢血沸騰的鏡頭,比起法國,還差得遠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楊先生固不在批評《梁祝》電影,因為它本身沒有藝術價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觀眾。當《文星》雜誌那篇《半票讀者》發表後,當時我也曾氣得打跌——哎喲,你高階呀,你全票呀,柏楊先生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而竟說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雜誌有眼光是不是?咱們走著瞧。然後時間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