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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個晚上，電燈已經亮了。看守所提劉一之，把他的東西都拿走了，接著在看守所門口給他下了腳鐐。在犯人的心中，下鐐如果不解走還好，如果下了鐐走出大門，那可能是槍斃。劉一之的腳鐐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們兩人緊挨著走，我明白了：劉一之是督察處的上尉偵審員，夏芳庭是長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長。他們兩人都是暗殺李兆麟將軍的幫兇。1946年1月，軍統局在哈爾濱有一個潛伏小組，組長叫張伯生。張伯生忽然失蹤了，潛伏小組的組員斷定是八路軍給暗害了。於是就自發的，沒有軍統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動工作。他們選擇了一個物件——李兆麟將軍。李兆麟將軍在哈爾濱很活躍，好跳舞，各種交際舞會都出席。特務找了一個漂亮女人，是混血兒。叫她把李兆麟拉攏上。1946年3月9日，這個混血兒請李兆麟到哈爾濱道里水道街光明醫院樓上見面，李兆麟沒有多想就到了那裡。這個混血兒與李兆麟飲酒，不一會這個混血兒走了出去，於是事先埋伏好的劊子手從內室出來，用斧子把李兆麟殺害了。然後這些劊子手一齊到了長春，轉瀋陽，又赴錦州。他們在錦州見了東北特務頭子文強，文強又給他們分派了工作，這內中就有劉一之和夏芳庭。雖然他倆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們是刺殺李兆麟將軍的成員。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訓，1947年派到長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長。這次他們二人一齊從長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爾濱，可以說註定死命。
6月的一個晚上，先把李中候從監號提出，過了一會兒又提我。我一進屋，郭股長就大喊：“你每天在號內有什麼活動？”
“我沒有什麼活動。”
“你與張逸民兩個人都說了些什麼？”
“都是在長春的一些事情，他說中統方面的事情。”
“你是軍統，他是中統，在外邊你們就認識，現在你們在這裡還交換情報嗎？”
“根本沒有這回事。”我的心非常牴觸。
他很嚴厲的批評了半小時，叫我回到監號立正站著，不準睡覺。我回到監號立正站在鐵欄杆邊。看守戰士對我也嚴厲起來，不准我動一動。我一再壓制心中怒火，我記住“人在屋簷下，哪敢不低頭”這句話。光棍不吃眼前虧，忍耐吧，小不忍則亂大謀。無論如何絕不能因小失大。內心的氣憤無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務看守所。當時的看守人員對我十分客氣，同囚的特務張霞飛對我說：“你看看守對你多客氣，像你的勤務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個好差事。偽滿時，我也住這個監獄，現在我又住這個監獄。過去因為抗日，現在因為貪汙，將來八路來，我還得住監獄，因為反共。我這一輩子住監獄很習慣。偽滿時這裡押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人，連哈爾濱共產黨辦事處處長林楓都與我在這裡押過，直到1945年我們才一塊從這裡出去。當時這裡的看守厲害呀，對犯人非打即罵。後來大家對這些看守說：‘告訴你們，你們的洋爸爸長不了，小心你們的後事！你沒問問我們是幹什麼的？’以後他們有點老實了。據說明朝有一個總兵元帥被人陷害押到監獄，他一進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並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說：‘吾曾統兵十萬，不知獄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麼王爺、侯爺，押起來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曉得“獄吏之尊”了。我想，國民黨如果能回來，特務機關又不追我自首這件事，我首先要對看守所這些人予以報復，如果他們跑到解放區，我要佈置一個潛伏組去行動他們！這樣對我侮辱實在無法忍受。我從下午7點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點。開飯的時候我的兩腳已經腫了。吃完早飯，坐在地板上，兩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覺。自己偷偷地掉了幾滴眼淚。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裡，忍吧。
在監號裡最大的困難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飯後，晚飯後。另外的時間有大便，要報告看守的戰士。看守戰士要追問：“為什麼在大便時間不大便？現在要大便，挑什麼皮！搗什麼亂！”先予以批評，再向看守所報告，看守所還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鑰匙來開門，這就要20分鐘。有的時候憋得難受，兩手捂著肚子不能站起來。有一次我在開飯時要求大便，報告了半天沒有人來。我不敢吃飯，怕吃飯之後拉在屋子裡。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裡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場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這種情況發展下去要開鬥爭大會，那時最好是被槍斃，腦袋上鎚一個眼，死不知道怎麼死的。
劉新齋兩手戴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