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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兩天，看守把我提到辦公大樓。還是那個郭股長，叫我寫材料，專門寫督察處抓人殺人——我經辦的案件。我說我都寫過了，他說不行還得寫。他叫我到一個大屋子去寫。屋裡沒有外人，都是督察處的特務，有楊紹林、董順球（他們二人是情報科的前後科長），督察處主任秘書印匡時，審訊主任，接我任督察長的陳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頭寫材料。把督察處的特務集合在一起寫材料，那是暗示我們：自己不寫，別人還寫呢！並且叫別的特務知道，關夢齡已經戴上了腳鐐，如果誰不好好寫，也一樣戴腳鐐。這些作法我很明白。郭股長告訴一個戰士：“給他拿紙，叫他也寫。”我拿了一打紙，坐在靠窗戶的桌子旁邊，我想了一下，把已經寫過的案件又補充了一些。我寫幾頁，郭股長就拿走幾頁。我一直寫了三天，才把這些案件寫完。比過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個上午，看守所把擴音機開啟，播送長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無辜死難人民大會的現場實況。大會由長春市市長張文海主持。大會的會場設在中央銀行前面的廣場，也就是公安局的門前。會上陳列著烈士的棺材。許多烈士的遺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親人。張文海市長主祭，讀祭文，我只記得有：“長春督察處是人間地獄……”接著烈士遺族上臺控訴匪特的殺人罪行，要求政府對殺人的劊子手，督察處的特務依法懲辦！“點天燈！”“殺人償命！”“血債血還！”群眾的呼聲響徹雲霄。我在監號聽到這些聲音很難過，當眾痛哭怕人說裝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淚。自己是殺人的劊子手，是指揮特務殺人的元兇，內心不能無動於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譴責，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腳鐐，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會結束時張市長說：“烈士的親人要求對這些殺人的劊子手‘點天燈’，這個辦不到。人民政府沒有‘點天燈’這一條規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來懲辦這些殺人的兇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應政府，要求懲辦我們，我的材料寫完了，戴上了腳鐐，等著槍斃吧，不被“點天燈”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槍斃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緒不寧。
大會之後，我們這屋的張逸民特別恐懼，臉一陣白，一陣青，他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劃，意思是他的腦袋保不住了。
我說：“你沒有我重要，我是註定了的。”
督察處的特務多數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們這些特務裡戴腳鐐的不多，只有李賀民、陳牧、印匡時、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腳鐐，別人都沒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們號的劉新齋偷偷對我說：“你不要害怕，我認識周總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見著周總理把你的事情一說，你就可以釋放了。你心安地等幾天吧。”
“你與周總理是什麼關係？”
“我的叔父與周總理同學。”
“那好極了，你能把我給說出去，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
他這一說，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軍委會戰幹一團學員隊政訓班”受訓的時候，周總理給我們講課，他講“第三期抗戰與保衛大武漢”；葉劍英給我們講“游擊戰術”；郭沫若講“敵情研究”；田漢講“話劇宣傳”；馬彥祥講“街頭話劇”。當時周總理穿著綠吡嘰軍裝，不戴符號，每禮拜給我們講4小時課。那時他還兼政治部副部長。曾幾何時，我們畢業之後就參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當時去延安，這會兒我也不會是反革命，還可以提一提這些舊事。現在既然反了革命這些事就不必談了，否則談起來更壞，因為聽了許多革命理論還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塗的反革命更壞嗎？
晚上劉新齋在夢中坐了起來，大聲地說：“毛主席！我押在這裡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戰士把張看守長找來，張看守長告訴他要老實睡覺，他還是念念有詞，張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沒有睡。這時，我對他懷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經病？或者是假裝神經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飯，一個勁地喝水，嘴裡不住地說一些驢頭不對馬嘴的話，這時我才醒悟，他說他叔父與周總理同學是胡扯。可是我當時還寄予了希望。
一個禮拜三，我被提到審訊室。楊股長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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