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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你在內。”那是一個灰濛濛的傍晚，在那種傍晚老鼠子也會吵架，我們面對面坐在飯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為一句話。“你應該活得精神點，”我說，“莫這麼一副晦氣相。”“我就是這鱉樣子，你看不得我就滾！”她很理直氣壯，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隻碗，我是覺得她不應該拿碗出氣。我喊醒她說：“碗又沒得罪你！”於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爛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還砸！”我火道。她拿起一個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頭髮，把她直拉到沙發上按住，“你這臭鱉，不要以為老子欠了你什麼！”我吼道，但是我攥緊的拳頭沒有砸下去。她沒有乳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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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裡教書一星期裡只有一天課，六節，三個班每班二節。教美術課，對於我這隻伸開翅膀撲打了幾十年的老麻雀來說，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時間我都打發在畫國畫上。1980年，在社會上打了將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學校又感到工作是多麼乏味，當老師是多麼無聊。為了這種無聊不至於像沼澤地那樣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畫畫來消磨時間，正好我在土夫子隊裡認識的彭找上門來了，彭需要我的畫，他把我的畫和收購的一些工藝品打成包，運到日本和東歐一些國家去賣，賺外國人的錢。彭在日本定居，他有個叔叔在日本，專做這種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裝，戴副變色眼鏡，手裡夾一根長達半尺的大雪茄出現在我眼底時，我還以為是來了個小丑。“何教授，”他給我封頭銜說，摘下了寬大的變色鏡。憑他那寬大嚇人的嘴唇和額下的馬眼睛，我頓時認出了他，“彭哥。”我說。彭看著我桌上壁上畫的一些國畫花鳥和山水，大為高興：“你的畫絕對能賣錢，”彭說，“我騙你是崽，我叔叔專幹這行的。”秋蘭一聽說我的畫能賣錢，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來找何教授的，”彭說，“我還想要何教授介紹我結識幾個湖南的畫家，不然我不得來，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飯，他為了顯自己有錢，把西裝內口袋內的一大疊美元和人民幣拿出來展示給我看。“如今的彭寶，”他得意地說，“用不著看別人的臉色行事了。”
他走後，秋蘭說：“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輪流轉，他現在牛屎樣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現在是我的財神，我的工資七七八八加起來勉強兩百元，只夠我一個人用。彭以十元一張從我手上買去，他在那邊怎麼幹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來我這裡收一次，邊數畫邊點錢，簡簡單單。畫國畫等於是耍把戲，十幾分鍾就可以畫一張，一上午可以畫十幾張。我和彭已經成交了五次，彭已經付給了我兩萬多元，就是說我已經有兩千多張所謂國畫被彭運往國外去賣了。
彭最近來信說，他不久將回國，要我準備一批畫。他的信是從匈牙利寄來的。於是我停頓了有一向的畫筆又拿了起來，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畫青蛙，畫麻雀，畫雞等等，又鋪滿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來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著個漂亮的小包，燙了頭髮，戴副太陽鏡，像個三十來歲的女人。
“是你？”我拉開門時愣住了。她一笑，“不歡迎？”“歡迎。”我讓她進了屋。
我手裡拿著支中號毛筆，“我在玩把戲。”我走到桌前說。她低下頭瞧我畫，我本來畫畫是很隨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顯得很認真，比比劃劃，其實我心裡一塌糊塗。她指著我畫的一隻麻雀說：“畫得好活。”“是有點味。”“這張畫給我？”她瞟著我。
我說：“你拿去羅。”她彎下身去拾畫，翹著屁股，她的腿讓我目光一熱。我猛然看見了湘江賓館裡的她，那種目光投過來有如一江春水直瀉到我臉上。我瞅著她把畫摺疊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裡；她那燙過的頭髮顯出一種裝修過的美，她的臉也是裝修過的，透出一種好嗅的香氣。只有她的眼光沒有被現代文明強姦，那是蛇的目光，進攻型的目光，帶點荒原的氣味。從她的眼睛裡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個舞吧，乾站著顯得蠢氣。”
我說。我開啟音響，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帶，《美麗的村莊》便從六個喇叭裡揚出來。我把音量擰小了些，走上去輕輕摟著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來。“你跳得真好，”她說。
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沒有什麼不好。”我說，“抱著你，我回到了過去。”她的目光躲開了，我繼續帶著一種殘忍的心看著她，“你怎麼又想起要來找我？”“我說不清楚，”
她咕噥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