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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邊，雙手一扒臺板，然後用千鈞的力量一撅屁股，這一動作，往後說可以使整個臺下的人群向後一推，摧折兩手粗的杉篙，壓倒照棚外的小販；往前說，可以使戲臺搖搖欲墜，演員失色，鑼鼓失聲。當這個時候，管臺的人，就站到臺前邊來了，他們一手提著菸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揚地喊；“鄉親們！這是和誰過不去呀？還看不看戲呀？”態度既從容又急迫。這樣臺下就會漸漸安靜起來，管臺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鑼鼓的後面，抽著煙看戲去了。①
像這樣的描寫，可以使我們聯想到魯迅的小說《社戲》，它們都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都得自童年時期對故鄉生活的記憶。作家的生命力，是和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同時存在的，第一個賦予這種生命力以內容和形式的，便是故鄉。也正因為是第一個，故鄉對於作家的生命形式，具有創造意味。有人說，作家的本錢是他的童年，那意義，也和這裡說的差不多吧！
故鄉帶給他許多喜悅。哪怕是一副簡單的鑼鼓，故鄉的敲打聲也最有誘惑力。每年春節前後，有多少個夜晚，孫犁被這敲打聲從家裡召喚出來，和孩子們一起，加入到成年人的“聯歡”隊伍。鄉親們也是剛放下飯碗，集在街頭，圍著一面放在木架上的大鼓，有的敲著鑼，有的揚起鑔，興致勃勃地敲打起來。特別是那鼓手，掄起兩隻鼓槌，交替敲著鼓心和邊緣，隨意地變化著音響和節奏，以調劑人們的情緒。鼓是這些打擊樂器中的主力，也起指揮作用，因而鼓手就成了這支樂隊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角色了。如果遇有求雨或出村賽會，那更是鼓手施展技藝的機會，他們高高站在拉著鼓行進的大車上，舞動鼓槌，擊出各種花點，不斷地把人們的情緒引向高潮。在北方，幾乎每個村莊都有這樣一副鑼鼓，透過娛樂，起到了聯絡感情的作用。
比起鑼鼓，更簡單的是冬季夜晚更夫敲打木梆子的聲音。這也給幼年的孫犁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東遼城雖然只有百來戶人家，倒也有窮有富。每年冬季，由富戶出些糧食，僱用一名更夫，每逢夜深，更夫沿街巡邏，徐緩的、鐘擺似的梆點清晰可聞，人們習以為常，並不擾亂夢的安寧。相反，人們還可以從打更的遍數，推算著天明的時間。當梆點變得急促繁亂起來，人們就要警惕了，那是更夫發現了可疑的情況。這時，孫犁的母親就會機警地坐起，披衣諦聽。其實並沒有什麼情況，過了一會兒，梆點又變得鐘擺似的單調、平緩，母親就又吹燈睡下了。
在打更的人裡邊，有一個他叫做“根雨叔”的人，和他家是近枝。每逢根雨叔打更，對他家尤其有個關照，雖然孫家住在很深的一條小衚衕底上，他還是一直打到門前。遇有什麼緊急情況，還會用力敲打幾下，叫母親經心。在冬季的夜晚，農民用這簡單的聲音，傳遞著溫暖的關切。根雨叔自己的境遇卻不大好。他的父親嫌兒子不夠孝順，上吊死去；他到老來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學了父親的樣子。這在村民中留下話柄：一輩兒跟一輩兒，輩輩不錯制兒。其實，農村中的這些不幸，多半都為一個“窮”。所以，幼時聽慣了打更聲的作家，老年發出了這樣的慨嘆：“延續了兩代人的悲劇，現在可以結束了吧？”①在故鄉的冬夜，孫犁雖然聽了那麼多年平緩中時現雜亂的梆點，卻沒有發生過什麼盜案（除去偷雞摸狗的小事）。大的搶案，他在全縣也只聽說過發生一次。“這並不是說，那個時候，就是什麼太平盛世。我只是覺得那時農村的民風淳樸，多數人有恆產恆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恥。”“後來我讀了一些小說，聽了一些評書，看了一些戲，又知道盜賊之中也有所謂英雄，也重什麼義氣，有人並因此當了將帥，當了帝王。覺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聳人聽聞的羅曼史。”②但是，有一個人物的死，卻使他不能忘記，那就是第一個借給他《紅樓夢》的“四喜叔”。四喜叔中年潦例，每逢集市，就挾把切肉刀，幫人家賣熟肉。無論是牛肉、馬肉或驢肉，在他那明亮鋒利的刀口下，都像刨花一樣飛揚出來，整齊地碼在圓形的肉案上，給顧客夾起燒餅來，既好看又好吃。在他工作的時候，四周往往圍滿了人，他則顧盼神飛，談笑自若。他的令人讚賞的刀法，使他獲得了一個渾名——“飛刀劉四”。有一次散集後，主人請他吃了頓飽飯，又喝了一些酒，他就挾著菜刀回去了。走在路上，迎面過來一輛腳踏車，他忽然大喊一聲：
“下來！”
“下來幹什麼？”那人認得他。
“把車子給我！”
“給你幹什麼？”
“不給，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