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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組織安排。”於是,他與黃克誠同志商量後,又把我送到一個外國人開辦的教會醫院治療,直到完全恢復了健康,才重新給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與徐海東同志有過接觸的人,無不為他那種平易近人的高貴品德而感動。他雖身居要職,但從來不擺架子。無論是在那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還是在建國以後的環境裡,他始終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時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眾,關心和愛護同志。徐海東同志的職務先後變動多次,可他對同志的滿腔熱忱卻分毫未減,記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連養傷期間,有一位同志帶著孩子路過那裡去看望他。臨別時,徐海東同志輕輕地拍拍孩子,笑著對她說:“孩子是革命的後代,你們可要把她撫養好、教育好喲!”隨即從口袋裡掏出了幾塊銀元,塞到她的手裡,接著說:“我也沒有什麼送給孩子,請把這一點心意收下。”這幾塊銀元,凝集著徐海東同志對下一代寄予的無限深情和對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動得這位同志熱淚盈眶,不知說什麼好。在那艱苦的年代裡,徐海東同志省吃儉用,並沒有什麼積蓄,而他對同志卻給予慷慨幫助。
徐海東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終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會熱情地幫助解決。因此,大家有話都願意對他講,有事也願意找他商量。戰爭年代裡他與幹部戰士同甘共苦,親如一家。住進北京後,許多老同志、老戰友開會或去北京辦事,凡是到他那裡去的,不管職務高低,他都熱情接待,勉勵大家勤奮學習,積極工作,從各方面關心同志,給他們以溫暖。
徐海東同志對別人是熱忱相待,可對自己從不作特殊照顧。他先後九次身負重傷,可總不當一回事,拼命為黨工作,終因積勞成疾,病倒在戰場上。正因病魔纏身和林彪、“四人幫”這夥惡魔的殘酷迫害,致使我們的好軍長徐海東同志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我們一定要學習徐海東同志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愛憎分明的無產階級品德;學習他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獻身革命的精神。為實現先輩們的遺願,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
戰友情——徐海東和陳賡 張麟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個山區燃燒。一支又一支游擊隊迅速地發展起來了。為了壯大革命武裝力量,黨中央派來了許多黨政人員和軍事將領。張國燾、沈澤民、曾中生、徐向前、陳昌浩以及郭述申、陳賡等先後到了大別山。隨著紅軍一次又一次擴編,地方武裝一批又一批升級,1931年3 月,徐海東率領的鄂東警衛團也發展成為紅軍第四軍十二師了。
徐海東打了三年多遊擊,如今脫掉長袍,戴上八角帽,儘管身上還不是一色整齊的軍裝,仍穿著黑棉襖、藍布褲,可是紮上綁腿,繫上皮帶,已經很像一個武裝軍人了。看到紅軍大發展,從中央來了許多人,其中有的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的是南昌起義軍的指揮員,有的還是留過洋的——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生,一個個文武雙全……徐海東高興得整天笑,笑得臉上那一對酒窩顯得特別深。可是,一天傍晚,師部一位負責人突然通知他,要他準備到三十八團去當團長。徐海東一聽,要離開老部隊,到一個新的部隊去,打心眼裡不樂意。他覺得那裡人一面不熟,不好開展工作,便跑去找師長陳賡,陳賡正巧在洗腳,看見徐海東進屋,笑著說:“來來來,趁水熱,燙燙腳。”
徐海東沉著臉說:“我洗過了,找你是想說說,我不想去三十八團。”
陳賡一怔,問道:“你想幹什麼?那就來替我當師長,我正找不到一個人來頂替哩!”
徐海東只聽說陳賡是個將才,參加過南昌起義,北伐戰爭中當過第二方面軍特務營長,卻不知他愛開玩笑,以為師長疑心他想要個大官,著急地說:“師長,你想到哪裡去了,我不是想當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我是說,到新部隊人不熟。我……”
“誰和誰熟?”陳賡拉著長音說,“我來到這大別山熟人更少,照你說,那隻好不幹了。”說著穿上鞋襪,在地上走動著。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陳賡突然打斷他的話,嚴厲地說:“鄉土觀念!只想抱著老婆、孩子在家門前轉圈圈,這算什麼革命分子!”
陳賡這幾句話,說得徐海東很難受。若不是剛認識不久,真要和他大吵一頓了。他覺得師長這人太不留情面,劈頭蓋臉亂批評人,誰有鄉土觀念?誰又想抱著老婆、小孩鬧革命啊!我徐海東為革命,家破人亡了,我戀家?
徐海東壓住心頭的怒火認真地說:“我不是那號人!我是不想離開我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