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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讓秀芬的苦難拖那樣久了，像秀芬這種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琦君在爾雅印行的書
《三更有夢書當枕》
散文 1975年7月
《桂花雨》
散文 1976年12月
《細雨燈花落》
散文 1977年7月
《千里懷人月在峰》
散文 1978年9月
《錢塘江畔》
短篇小說 1980年4月
《琴心》
散文？小說 1980年12月
《煙愁》
散文 1981年9月
《母心似天空》
散文 1981年12月
《菁姐》
短篇小說 1981年12月
《一襲青衫萬縷情》
散文 1991年7月
《詞人之舟》
詩詞賞析 1996年3月
克難歲月——隱地的《漲潮日》（1）
隱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嘆，近二十年來，臺灣人過慣了豐裕生活，把從前物質匱乏的窮苦日子忘得一乾二淨，現在臺灣的新人類e世代恐怕連“克難”這兩個字的真正涵義，都不甚了了。說真話，要不是最近讀到隱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沒有在臺灣的報章雜誌上看到“克難”這個詞兒了，臺灣人大概真的把當年那段克難歲月早已淡忘。
在隱地和我這一代的成長時期，臺灣社會的確還處在一切因陋就簡的“克難時代”。這個“克難時代”大約從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算起，跨過整個50年代。“克難”一詞除了意味經濟上的貧乏，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那時刻國民黨在大陸新敗之餘，二百多萬軍民倉皇渡海。當時臺灣的物質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緊肚皮又要維持士氣於不墜，怎麼辦？叫幾聲振奮人心的口號倒也還能收一時之效，“*抗俄”、“*”，在50年代是喊得很認真的。“克難”也變成了那個時候一句口頭禪，大家都有一種共識：國難當前，一切從簡，眼前困境克難克難也就撐過去了。當然，克難也有克服萬難的積極意義，所以還有勵志作用。當時臺北有一條街就叫克難街。臺灣出產的香菸也有克難牌，跟新樂園不相上下，據說軍隊裡的老士官愛抽這種煙。克難街從前就在南機場那兒，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條相當破敗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難”。隱地有一篇文章寫他的少年流浪記《搬搬搬，搬進了防空洞》，最後棲身的那個防空洞，就在克難街口。臺灣的克難日子早就過去了，所以克難街也就改了名稱，一分為二：國興路與萬青街，現在青年公園就在那裡。
舒服日子容易過得糊塗，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銘心，難以忘懷。隱地在“人間副刊”及“聯副”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追憶他青少年時期那段克難歲月，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驚，原來隱地還有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來。隱地當然是個資深又資深的老作家，算算他連編帶寫的書，迄今已有三十餘種。他寫過小說、散文、格言各種文體，而且到了五十六歲突然老樹開花，寫起詩來，一連出版了三本詩集，臺灣詩壇為之側目。隱地寫得最多的其實是散文，“人情練達即文章”用在隱地這些散文上最合適，他的“人性三書”、《翻轉的年代》，還有兩本“咖啡”書：《愛喝咖啡的人》、《蕩著鞦韆喝咖啡》，都是隱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後寫出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個特點，無論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或是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觀，隔著一段距離來講評人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而且作者的態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謬人生，見慣不怪，有調侃，有嘲諷，但絕無重話傷人。因此隱地的散文給人一貫的印象是溫文爾雅，雲淡風輕，他自己曾經說過：“散文，最要緊的就是平順。”平順，就是隱地的散文風格。但隱地發表的這一連串告白式的文章，與他過去的風格有了顯著的不同，就如同由這些文章結整合書的名字《漲潮日》一樣，暗潮洶湧，起伏不平，因為作者在寫他自己彷徨少年時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創傷是如此之深且劇，客觀平順的散文，已無法承載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傷痛的重擔了。
隱地少年的創痛，直接來自他的父母，間接來自政府遷臺貧窮匱乏的大環境。寫自己的父母本來就難，親子間的情感糾葛，豈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締造者，那下筆就更難了。尤其是中國人，多少總受儒家思想的制約，寫到自己父母，不免隱惡揚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