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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琦君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琦君的母親在她作品中所佔的分量。琦君寫得最感人的幾篇文章幾乎都是寫她母親。可以說母親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源泉。琦君塑造成的母親意象是一位舊社會中相當典型的賢妻良母，充滿了“母心、佛心”——但這並不是琦君文章著力之處，而是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遭受到種種的不幸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段。看過琦君膾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讀者，我想沒有人會忘記二媽頭上耀武揚威的髮髻是如何刺痛著琦君母親的心。琦君替她母親鳴不平，為她母親立碑作傳，忠實地記錄下一位菩薩心腸的婦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拋棄後，是如何默默地承受著非人的痛苦與委屈。當然，琦君母親的故事，只有在從前中國舊社會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會發生。多妻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亂源。漢朝呂后殘害戚夫人是一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說《*》西門慶的眾妻妾從頭廝殺到尾，留給我們一幅最生動的中國“封建家庭”浮世繪。李瓶兒與尤二姐都是做小婦的典型悲劇人物，中國家庭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難怪“五四”以來，進步青年首先打倒的物件就是中國人行之數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義又被列為罪惡之首，不少文學作品對此大加鞭笞，無情揭發。奇怪的是，這些當年轟動一時充滿革命激情的作品，於今事過境遷，卻很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琦君並無攻擊“封建家庭”罪惡的企圖，她落筆相當含蓄，對她父親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責，甚至對她二媽寫得也算寬容，事實上琦君筆下，她父親是一個很正派的人物——正派人物對自己髮妻不自覺的殘忍，有時更加可怕。琦君用隱而不露的曲筆，卻把中國舊社會“封建家庭”中婦女的痛苦，寫得如此深刻、令人難忘。“哀而不傷，怨而無誹”，中國文學這項傳統法則，恐怕還是有點道理的。
《橘子紅了》是琦君偶爾為之的一篇小說，主題與她多篇散文相同；舊社會中“封建家庭”犧牲者，棄婦的一首輓歌。大伯在外當官娶了做交際花的姨太太，從此伯媽在鄉下就守了活寡。大伯無子，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媽擅自為大伯娶了個貧家女秀芬做三姨太，作為產子的工具！這種怪事在中國舊社會時有所聞，在別的國家則匪夷所思！大伯回到鄉下，並與秀芬圓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後，給伯媽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四個字，於是家裡又添了一個棄婦。期間秀芬與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間，卻發生了一段似有似無的愛情，以當時的社會倫理，當然這段愛情必須以悲劇收場。秀芬果然懷孕了，然而伯媽的願望並未達到，大伯沒有回心轉意，倒是交際花二姨太緊張起來，親自下鄉，要把秀芬帶走，以便監控——這種重施王熙鳳對付尤二姐的故伎。秀芬一害怕，胎兒也弄掉了，於是便失去她產子的功用，抑鬱以終。這則古老的故事，琦君著力描寫秀芬這個苦命女以及她與六叔那段悽美的愛情，但據我看這個故事中，伯媽這個三從四德看似平凡的舊式婦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棄婦還不算，又拉了一個年輕的生命跟她陪葬。替丈夫納妾生子，其實出自她自私的動機：希望把丈夫從交際花身邊奪回來。秀芬之死，伯媽要負責任的。然而在琦君筆下，伯媽又是那樣一個“豆腐心腸”的大好人。其實大伯按傳統標準也沒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會容許的。琦君的作品這些“好人”卻往往做了最殘酷最自私的事情來——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驚人的地方。論者往往稱讚琦君的文章充滿愛心，溫馨動人，這些都沒有錯，但我認為遠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覺的那一刻，琦君忽然提出了人性善與惡、好與壞、難辨難分，複雜曖昧的難題來了，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細細思量了。
據琦君自白，這個故事大多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並沒有死，大伯逝世後被逐出家門。幾十年後，大陸經過天翻地覆，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到了秀芬，她對過去一字不提，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我的墳已經做好了。”我在想，《橘子紅了》這篇小說如果按照真實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劇性更濃一些。琦君心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