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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比蔣先生又清醒得多。反共保臺可以，冒大戰危險，助蔣復國則免談。杜勒斯設計的“剃刀邊緣”政策（brinkmanship）和“圍堵政策”（containment）基本上是一種防禦性的戰略構思。雙方立場，如是懸殊，乃勾心鬥角，別具懷抱，而客觀形勢，國府的存亡，又唯華府的庇護是賴，團結鬥爭，微妙之至。
蔣先生比經國經歷過的風浪多多了，他對華盛頓當局的凌人盛氣，誠然不滿，現實情況，只允許他“寓理帥氣”，他愛讀《曾文正公全集》，恐怕以此受益最多。經國的火候就差得多，雖是基督徒，可並不會活學活用《聖經》的道理。
經國對美國在臺灣的勢力，一直忐忑不安，吳、孫固然必須從臺灣的統治階層中拔除，為了害怕“精神汙染”，下令三軍官員，禁止和美國軍事顧問接近，益見其驚恐（paranoia）的程度。
想給山姆大叔一點顏色看看，稍舒胸中積鬱，是他的潛意識，其中含有強烈的民族情緒。如果，硬安上什麼主義的話，那就是“愛國主義”。可是，這位既是朋友的敵人，對付起來，並不容易呢！稍為失慎，冒覆巢之險，任令忍氣吞聲，於心不甘，做到輕重得宜，簡直比走鋼索還難。
一九五七年的三月，劉自然遭美軍雷諾槍殺，經國靈機一動，認為是他報復華府的時機來矣！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五二四事件”。迄今，尚無具體的證據，也許永遠沒有，可以肯定經國是案件發展的主謀，根據各種合理的假定，經國卻無法逃避置身事內的嫌疑。
“五二四事件”又稱“雷諾槍殺劉自然案”，導因於美軍上士雷諾，於該年三月二十日午夜十一時，在其陽明山＇1＇住宅門前，將服務於革命實踐研究院＇2＇劉自然，開槍擊斃。兩個月後，美軍軍事法庭，經三天半的審訊，以“罪嫌不足”，宣判被告雷諾無罪。二十四日，臺北發生史無前例的反美暴動，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文物桌椅，為暴民砸毀。
劉自然在自己的國土上，為駐臺美軍槍殺，是一件嚴重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件含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外交案件。照臺灣當局的慣常處事作風，第一是控制新聞，由警總或中央黨部第四組，以電話通知，禁止刊載，避免家醜外揚，影響兩國關係。第二，和美方交涉，給予劉自然遺孀，適當金錢補償，附帶條件是，守密到底。第三，請美國軍方將雷諾調離臺灣，並予適當懲處。那末，大事的小，小事的無，皆大歡喜，圓滿收場。
不料，有關機關，非僅未予阻止，且採放任態度，英文《中國郵報》（China Post）率先報導，《聯合報》“臺北人語”欄，於三月二十三日跟進。但這份全島銷路第一的報紙，雖以社會新聞起家，且善用誇張的手法，吸引讀者，這篇特寫，尚算平實保守。大事揭載，卻是軍事法庭審判期間的事。
《聯合報》的文章，語焉不詳，僅說：“劉為身高六英尺的彪形大漢，家貧，賴服務機關的微薄薪水，維持生活，遺一妻（二十九歲）一子（一歲四個月）。”至於機關名稱、劉的職別、教育程度、籍貫，和雷諾有些什麼交往了雙方有無不法勾當等，竟隻字不提。倒是香港出版的《新聞天地》，事後有所透露：
“據認識劉自然的友人說‘劉自然與雷諾也是朋友，絕非不識’。而且劉曾替雷轉手賣過東西。因此，就有一項可能，雷諾經常將美軍PX物品拿出，託劉轉售，劉知美軍軍紀，如將PX物品轉售牟利者立被遣送返國。劉曾以此吃過雷諾，雷諾‘被吃’，乃萌殺機，這件事可能性很大，不知為何未經中美雙方查出？ （3）
臺北的新聞記者們，顯然未遵守其職業守則，也可能有難言之隱，對劉自然的身世，故意保留。其次，民族自尊，或民族主義的本位，牽涉到顏面問題，不便如實道來。
果真記者如實報導，公正的民眾，透過思考，會認為雷諾混蛋，劉自然該死，不至過的情感用事。顯然，官方袖手，民間起鬨，有意無意間，要把事情擴大，使美國在處理雷諾案的司法程式中，無轉圜餘地。
《新聞天地》報導雷諾殺人的原委，雖無具體事實，是一種推測，但是一般能接受的推理：雙方如非有重大糾紛，雷諾當不會輕易掏槍殺人。陽明山警察所具報，派員前往現場調查，警方以雷諾為現行犯，即擬扣留帶走，為美方憲兵所阻，理由是駐合美軍享有外交豁免權。翌日（三月二十一日），中方外事警官要求美憲兵同往現場勘查，為美方拒絕；迄月底，雙方始成立“專案小組”，共同調查劉自然被殺真相。＇4＇
用臺灣刑警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