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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嚴重胃癌，加上經濟困難，美國某著名大學伸出援手，聘他來美從事研完工作，當局拒發出境許可。”（20）以上只是比較為人熟知的三個例子，沒有確切證據，支援外界的指責，這些罪過，全有經國的份，但經國控制著臺灣的情治單位，他手裡操著生殺大權是客觀的事實。即使，他一無所知，很多罪惡假他的名義而行之，背黑鍋的仍然是他。
從思想的根源上，研究當局胡來的成因；這種病態的產生，一來是封建的餘毒，一來是黨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擴散的結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經衰弱症》一文說：
“不僅如此，共黨是我們的敵人。在‘共黨意象’背後，遂隱藏著‘敵人意象（enemy…image）’。於是，‘共黨意象’一經擴大，‘敵人意家也隨之擴大。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若干標尚反共者就把他們視作敵人的人看作共黨或其同路人。同樣認為罪大惡極，同樣視為眼中之釘，一概當在剷除之列。這樣一來，他們滿眼都是敵人。滿眼都是敵人者，覺得天下之人對己沒有絲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慮，因此其內心常在高度緊張狀態中。內心一常在高度緊張狀態之中的人，情緒無法維持平衡。情緒無法維持平衡的人，對人對事也就無法產生健康的判斷。從不健康的判斷出發來對人對事，又常覺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順眼。這麼一來，就成為一個惡性迴圈。惡性迴圈一經形成，便成為一條牢結不解的鐵鏈子。這條鐵鏈子把這樣的人士死死套在裡面，讓他們在裡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樣，無論怎樣都不能從這自造的心理死結中自由解放出來。”
一位文學家，感慨系之的說：
“非常奇怪，對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聞。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壞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鑿附會，驚恐萬分。”
情治黨工人員的低能，不學無術，和上級推行的過分保護主義，相互結合。連續了達五分之一個世紀。
臺灣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要不噤若寒蟬，要不備嘗迫害之苦。
這樣的局面，在沒有外力的衝擊下，誠然可以好惡我自為之。進入七十年代，“由於國際局勢的激盪，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及知識青年的大量湧現”，過去的頑固軍守，再無法適應新時代的新形勢。因此，當局因應，出現“保釣”運動發展成的“自由化運動”，進而“政治改革運動”。
運動產生的背景，據陳鼓應的的析：
“經濟發展固然給臺灣社會帶來了很大的繁榮，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政治問題——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識分子紛起要求較多的民主與合理的改革。加之國民黨政權本身的歷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統治地位因著國際身分的變動，而面臨重大的危機。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從此以後，世界各國紛紛轉移他們的外交承認。
在內政方面，三十多年來一直維持著大陸時代的中央政府體系，‘中央民意代表’繼續連任形同終身職，他們早已喪失了反應新的社會情況的功能了。因此，它作為民意機關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產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來越引起懷疑並受到挑戰。
一九七一年發生釣魚臺島事件，是為觸發青年變革要求的契機，也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戰的成熟時機。
臺灣東北方的一系列小島，在歷史上一直屬於中國的領土，並且臺灣的漁民一直使用著它們。但是由於在那兒發現為石油地帶，因此日本竟宣稱要加以佔有並屬他們所有。一九七0年底美國歸還琉球時答應將釣魚臺列嶼轉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學生和島內大學生風起雲湧的保土運動。
面對日本欲佔據釣魚臺島的舉動，國府缺乏具體的對應行動，並對知識青年的愛國運動給予諸多的牽制。因而這一保土愛國運動遂由對外反抗侵略轉而對內革除弊政。
當保釣運動的方向由外向內移動時，在校園內，學生運動發展為：自由化運動與社會服務運動。在社會上，則由各大學校友為主（包括大學裡的青年教師、歸國的留學生及新興青年商人等成員），以《大學雜誌》為發言臺，推動著政治改革運動。”＇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國》停刊，將近十年時間，臺灣的言論界，進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論性的刊物，亦遭封殺。但以楊國樞為首的新生代，突破現況，重登言論廣場，他們毫不畏懼地表達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