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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變臉，經國已悶悶不樂，東部自由派的報紙，發言倨傲，外加盛氣凌人，《明星報》的一篇社論，就非常挪揄地，奚落這位遠東的盟友。它說：
“但是國民黨的統治，假使是有效的話，依舊是外來的，幾乎和日本人五十八年的佔領，同出一轍。以國民代表大會為例，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代表中，臺灣人只佔三十二席，儘管政府努力把省籍人士引進地方政府，內地官員仍有效控制上層結構。所有提高臺灣民族主義的嘗試，悉遭無情的撲滅，主其事者，即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那個加過冕的前秘密警察頭子。所以，蔣經國成為可能與‘臺灣獨立聯盟’有關的暗殺物件，毫不足奇，這個機構，很多臺籍旅美人士，暗中予以支援。
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經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6＇
表面上，美國政府不支援“臺獨”，可是彭明敏在調查局嚴密監視下，神秘失蹤，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打個轉，即前來密歇根。報章雜誌，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時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氣。這類文章，相信經國看不到，否則，比尼克松的告別式，更為難堪。
跑完全程，途經東京，經國於五月一日，重歸故土。
抵達臺北的時間，上午十一時，國際機場，出現萬人以上的歡迎場面，新聞報導，說是“數年來全國各界歡迎出國歸來之政府首長最熱烈的一次”，誠非虛言。［7＇
“熱烈”的原因，與他遇刺有關，舉島上下，感到經國安危，和他們切身利益的緊密聯絡。正如蔣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樣受人愛戴。政府當局為了表示內部團結，促進民眾的愛戴。正好利用此一時機，向劫後榮歸的未來領袖，轉達擁護之忱。《聯合報》說：“這是歷史上一種新力量的勃興，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臺北當時的人心。
紐約槍聲，如果說有什麼正面意義，則莫過於，把經國的時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時代看不到光明。無風無雨的好景，終成歷史的追憶。代之而起的政治口號，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雖被很多人引為笑柄，但“變”字是未來十年的歷史重流，蔣先生“以不變應萬變”的辦法，再無法適應了。
一九七O年十月，加拿大承認北京，和臺北斷交。跟著聯大席位，發生動搖。美國過去曾連續十年，使用延期戰術，即當此問題提出時，使其不能在大會中認真地討論，獲得成功。後來，改為“重要問題”，再維持十年。可是，隨著北京外交成就的進展，這一設計，已不復有效。
一九七一年九月，美國以“雙重代表權”的新戰略，期保持臺灣在聯大的代表權，同時又宣佈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國代表權問題，順利解決。合北的困窘、惶恐、 仿徨，以及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時給國民黨高層的樂觀派、保守派，當頭棒喝，讓他們從夢幻中醒過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放棄幻想，面對現實”。
就在被逐出聯大的幾星期內，除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會籍以外，臺灣實際上已從聯合國所有有關或附屬機構退出。數月間，二十幾個國家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的駐外大使，紛紛下旗歸國，外交部被諷刺為“絕交部”。＇8＇
再一步使臺北更難堪，更寢食難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國之行，那個“改變世界”的一週。美國再三保證，華府與臺北間的關係，沒有任何情況會因尼克松訪問北京而改變，美國也不尋求臺北與北京“和平解決”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來發表的《上海公報》，臺北卻認為“是一件極不尋常的檔案”。特別是提及四次的“關係正常化”這個名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書用語。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臺灣在遠東區最重要的物件據點，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頹勢，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前的軍事形勢，幾乎完全相類似。唯一的區別，非戰之罪。老實說，蔣先生的外交成就，當年敗而不
亂敗中求存，能維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蹟。
好在，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外腐並不足以致命，只要沒有內潰，仍可“我自巍然不動”。
轉眼，第四屆總統任期屆滿，臺北勢必把六年前的舊劇本，搬出來重演一次，老演員，舊劇情，自然沒有什麼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強算得上新場景，一是大會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