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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
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
此疏實為康有為所代草。奏上，即有“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之諭。戊戌政變由點燃袁世凱這根導線而爆發，點火者康有為借徐致靖之手而為之，所以我說徐致靖是戊戌政變中極有關係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記載，康有為與徐致靖先是想遊說聶士成，其後乃看中袁世凱。戊戌政變後，王照與康有為同時亡命日本，由於康自稱奉有光緒的“衣帶詔”，受密命起兵勤王，藉此以籌辦大事募餉為名，到處斂財，為王照所卑視。而康有為亦恐王照洩漏內幕，敗其騙局，竟指使門下以不客氣的手段，監視王照。結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悶氣不可。乃於光緒二十五年與日本“木堂翁”（犬養毅）作了一番筆談，對內幕頗有透露。
關於遊說帶兵大將，武力奪權的計劃，王照述其所參預的經過是：康又託致靖勸照往蘆臺奪聶提督軍，以衛皇上，照力辯其不可，謂太后本顧名義，無廢皇上之心，若如此舉動，大不可也。康又託譚嗣同、徐仁鏡與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為狄仁傑，不能為範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動兵之議不復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頤和園上請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於此可知，武力奪權，雖為預定的計劃，但策動什麼人，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如林旭詩句：“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則是主張用董福祥。黃彰健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以及康有為自編年譜，說戊戌八月初三，康約梁啟超、林旭、康廣仁、徐仁錄、仁鏡兄弟開會，決定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林旭鑑於東漢何進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導致董卓專政，因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因而下一斷語：梁（啟超）既系與會人士，則其釋林此詩“千里草”三字，應較陳衍所釋為可信。
此即表示黃彰健相信“千里草”雖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說不然，仍以陳衍所釋為可信。按：《石遺室詩話》：是時餘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議論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後二句力追溯未敗之前，君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後山絕句之深有得者，豈能如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又：陳石遺《近代詩鈔》載林旭此詩，題作《獄中示覆生》。黃彰健認為：林在獄中以此詩示譚，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詩，如被搜出呈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而林氏亦無承認同謀，其罪仍不輕，林氏當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詩，作於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啟超所記為不虛。但黃彰健又說：戊戌政變記林旭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則目光如炬，燭照無隱。事實上樑啟超還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啟超還曲解了“千里草”。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說此詩作於八月初三。
先談究為獄中所吟，還是八月初三所作？這一點，當然是陳衍的話可信，因為他其時身在京師，與林旭過從極密，於其身前死後諸事，無不關心，確知為獄中所作，方在《近代詩鈔》中錄為林詩之殿。至於黃彰健所說，似無在獄中作此詩示譚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說，但事實並非如此，茲述其情況如下：一、獄中作詩，不必題壁。“四京卿”繫獄，其實是住在所謂“火房”，飲食起居，並不受虐待。傳詩相和，事所恆有。如楊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詩，十一日所作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逄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聖人豈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語氣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復如此，就刑時“含笑口微哄”（見《唐恆虞淵集》），如此從容，則根本未存脫罪之想，亦無所謂“將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