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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矛盾的異常現象。近些時候，他們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準確地描述人們碰到經濟選擇時會怎樣採取行動。在這些模型中，狹隘的自私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類動機；背景環境影響評價；此外，它們明確地考慮到了系統化認知偏差造成的後果。
儘管以上創新令得行為經濟學家能夠以更實際的觀點解釋人們如何進行經濟選擇，民眾對經濟學仍然殘存懷疑，這妨礙了我們到公共論壇上進行討論。由於傳統模型的預測太常出錯，碰到它們對的時候，讀者往往也對其意見大打折扣。舉個例子，2008年夏天，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女士提議緩徵美國聯邦燃油稅，ABC新聞臺的喬治·斯特凡諾普洛（George Stephanopoulos）請她舉出有哪一位經濟學家贊成這種做法。希拉里倔強地回答說，“我才不要上經濟學家們的賊船呢！”民意調查顯示，參議員女士把經濟學家們扔下車的決定，幫助她在隨後的西弗吉尼亞和肯塔基州初選中取得勝利。
有了行為經濟學，我們現在終於可以討論經濟選擇，又不侮辱讀者的智慧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寫專欄談及此類選擇。有些講的是華盛頓政策決策者們所面臨的經濟決策；另一些談的是華爾街湧動的儲蓄和投資決策；還有一些以普通消費者日常所遇選擇為題。儘管我寫它們的時候，奧巴馬總統尚未宣誓就職，但它們無疑和未來幾年裡我們要面臨的諸多政治、經濟和人事決策直接相關。
文章按主題劃分，涵蓋了讀者在經濟學領域可能會碰到的大量問題——從約翰·肯尼迪的“不要問……”為什麼如此深得民心，到人們為什麼要自願曝光不利資訊。然而，倘若有人接受我的看法，認為經濟學談的無非是稀缺背景下的選擇，那麼，所有的選擇在本質上都是經濟抉擇。
行為經濟學革命並未改變這些選擇背後蘊含的基本經濟問題，也即人類的慾望固然無止無盡，滿足慾望所需的資源卻是有限的。結果便是每一回合我們都面臨著權衡與折衷。要想更多的擁有一件好東西，必然要放棄其他一些好東西。
序言（3）
不明智地加以權衡，就會造成浪費。傳統經濟論述——比如已故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公平與效率：重大的抉擇》——讓我們習慣性地以為，效率和公平這對目標無法同時實現。故此，不少人相信，為了追求公正，免不了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浪費。但這裡，我要提出相反的觀點——不管何時何地，效率總是推動公平的最佳途徑。
光從定義上來看，這種說法站得住腳。畢竟，任何能做大經濟蛋糕的舉措，都有可能讓每個人分到更大更厚的一塊。當然，它並不保證人人都自動得到一塊更大的蛋糕，故此再分配是有必要的。
可哪怕是從更深的層面上看，效率和公平也往往和諧一致。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儘管累進稅收制度有利於公平，但卻會扼殺創新和活力，令國家陷入貧困。行為經濟學新近的研究卻暗示，累進稅收的作用恰恰相反。誠如我在論及金融顧問行業的文章中指出，降低收入最高者的適用稅率，恐怕會增加對沖基金經理的從業人數，減少教師和工程師的數量。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裡合格的教師太少，想當基金經理的人卻太多太多，減稅政策肯定會讓經濟蛋糕縮水。
行為經濟學新近的發展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解決了保守黨人和自由派人士之間長久以來存在的許多爭議。故此，我在談論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中指出，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發展，支援了自由派人士在某些議題上的立場——只不過立論基礎和自由派人士所說的完全不同。比方說，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張，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場力量的企業的剝削；保守黨人卻一貫認為，這種法規往往會對傳統上看來競爭最激烈的勞動力市場造成最強的衝擊。但這裡還有一種更站得住腳的說法：工人支援安全法規，原因和冰球選手支援戴頭盔的比賽規則一樣。
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解釋說，冰球選手不戴頭盔滑冰能獲得競爭優勢，大概是因為他們能夠看得更清楚、聽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選手都不戴頭盔滑冰，每支球隊取勝的機率跟所有選手都戴頭盔時一樣。這樣一來，頭盔規則的好處就不言而喻了。
類似的邏輯也可以用來解釋職場安全條規的吸引力。工人接受危險度更高的工作，可以掙到更多錢，購買位於更佳學區的房子。然而，要是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