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首部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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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難民、乞丐、小偷、妓女、遊民總計達60萬人，上海的社會秩序很不安定。國民黨反動派殘餘勢力，趁新解放城市社會秩序尚未安定之際，大肆進行公開的和隱蔽的破壞。如：西安市剛解放時，國民黨軍馬步芳、馬鴻逵集團糾集11個師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團向咸陽、西安市反撲。頭5天內，發生了170多起搶劫事件。剛解放的廣州市，兩個月中，發生了831起搶劫案。重慶市剛解放的頭1個月中發生各種案件228起。潛伏的特務、反動分子勾結慣匪進行猖狂的破壞活動：有的公開持槍進行搶劫，組織暴亂；有的貼布告，自立番號，企圖收編殘兵敗將；有的騷擾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行動，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襲擊、抓捕或殺戮解放軍零星外出人員；有的破壞城市交通，搶劫解放軍槍支、糧食物資；有的殺害群眾和地方黨政幹部（據統計，1950年新解放區有4萬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殘殺），綁架勒索，姦淫婦女；有的縱火、爆炸、投毒、割電線、打哨兵；有的偽裝軍管人員，打出各種旗號，接管財物，製造混亂。散兵遊勇、流氓盜匪也往往流竄街頭巷尾，趁機行兇作惡，破壞社會秩序，損壞公共物資，盜竊國家財產。一些奸商、金融投機分子，囤積物資，金融投機活動猖獗，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心惶惶。臺灣國民黨軍飛機對沿海城市的重要設施等進行狂轟濫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壞，人員傷亡。如：1949年1月9日國民黨飛機轟炸濟南市時，炸死炸傷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國民黨軍飛機4批轟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彈，千百間民房被毀，500多居民被炸死。由於敵人破壞和搗亂，好些城市時常出現停水、停電、停工、停課、交通中斷、供應困難、人心惶惶等混亂局面，嚴重危害著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權尚未建立之際，如何避免混亂，穩定城市秩序，平穩地完成由舊政權向新政權的順利過渡，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說，進入上海，中國革命要過大難關。對於軍隊來說，如何接收城市還是一個新課題。一是過去對解放區周圍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邊打邊接，邊接邊交，戰鬥任務結束，部隊即撤出城外，現在是既打又管，有的還要長期參加警備和建設，缺乏經驗；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發展的消費城市，一進城，當務之急就要先抓好幾萬、幾十萬或幾百萬人的生活和生產問題，其複雜程度大大超過了農村；三是階級狀況複雜，還有一套龐雜的反動官僚機構，處理安置政策性很強；四是階級鬥爭極其尖銳激烈，敵人由公開轉入地下活動，鬥爭的手段更為複雜；五是將會遇到過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問題，這就需要按政策處理好外國僑民和外交機構問題，等等。

軍管制度的確立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後，全國大中城市陸續解放，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如何收管好這些城市，如何搞好這一戰略轉變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幾乎是毫無經驗而亟待解決的重大而艱鉅的任務。完成這個任務，是新中國得以建立並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為此，中共中央對這一戰略轉變十分重視。1948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注意城市工作經驗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經驗必須引起全黨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東北局鑑於在過去收復的城市工作中，曾發生過違犯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現象，為了把城市接管好，發出《關於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決定：“在新佔領城市實行短期的軍事管理制度。在佔領城市初期，必須由攻城部隊直接最高指揮機關擔任該城的軍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黨政機關及工作人員，一律聽其指揮。為此，可以組織軍事管理委員會，吸收地方黨政負責人參加，將保護新佔領城市的全部責任，交由軍事管理機關擔負。”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這一經驗，當即轉發各地遵照執行。從此，在各新解放城市，開始實行軍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關於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指出：“根據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經驗，實施軍事管制的辦法，甚為有效。”檔案提出了城市實施軍事管制的九項任務：一、肅清反革命的一切殘餘勢力；二、接收一切公共機關、產業和物資；三、恢復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消滅一切混亂現象；四、收繳一切隱藏在民間的反動分子的武器及其他違禁物品；五、解散一切反動黨團組織，收繳他們的各種反動證件，登記各級負責人，登記後對少數反動分子實行管制；六、逮捕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