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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衛軍團首先以突擊方式，收繳了蒙恬的軍權，又假傳始皇命令，將北方軍指揮權交付本土派軍團領袖王離，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蘇，並出示偽造敕令及始皇佩劍，賜死扶蘇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雖是公開的秘密，但剛愎暴躁的始皇從未有殘害大臣的記錄，更何況是自己的親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傳聞，然而在東巡途中，無任何事前跡象，便突然賜死長子和北征軍統帥，豈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斷，扶蘇和蒙恬怎會只為一把佩劍及一張未經證實的君令便急於尋死？
策劃此陰謀的李斯想必早顧及此，所以與其說是派使者去賜死扶蘇，不如視為外籍政團派利用禁衛軍，對北征軍團作了一次策劃周密的不流血突擊戰。北方軍團雖號稱30萬眾，但他們必須防衛數千裡之邊疆，勢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營的軍力其實不多。李斯派遣的禁衛軍團同屬友軍，事前也沒有任何不利風聲，蒙恬自然不會預作防備，因此禁衛軍很快便控制住大本營的軍隊，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無能為力了。
雖然蒙恬極力反對扶蘇自殺，主張應要求晉見始皇，但扶蘇認為大勢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況有始皇佩劍為證，遂自殺。蒙恬仍堅持親見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軍團不滿而生變，只好將蒙恬暫時監禁於陽周的軍事監獄中，並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軍權。蒙恬自然是永遠也見不得始皇，日後即在胡亥令下，吞藥自殺於獄中。
蒙恬的先祖是齊國人，祖父蒙騖在秦昭襄王時代，投奔秦國求發展，由於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齊地，因而對他特別有親切感，加上蒙騖頗富軍事才能，在徵韓、伐趙、攻魏戰爭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騖子蒙武，曾參與王翦伐楚的征戰，當時擊殺楚軍統帥項燕的便是蒙武的軍隊，使蒙氏在秦國軍團中聲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時已統領秦帝國最大的北征軍團，並負責指揮修築萬里長城的工程。
蒙恬文武雙全，曾著有獄典文學，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雖統大軍，卻非本土派的軍事領袖，李斯便是利用這種矛盾，首先將北征軍指揮權交給真正本土派的王離，使本土派軍事將領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於扶蘇自殺，自有始皇親筆指令，也與他們無關。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處於非常不利的情況，但他充分利用掌權的方便，配合趙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擊敗強大的政敵扶蘇和蒙恬。
趙高擅權，動搖大秦帝國最後根基
胡亥即位為二世皇帝時，雖已21歲，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雖有偽造之指令，也無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況扶蘇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滿李斯及趙高集團，使原本內憂外患、危機重重的秦帝國，更因而處於政爭的高度緊張狀態中。
胡亥原本無心政治，更沒有當皇帝的心理準備，如果不是趙高半強迫的威脅利誘，他必也無心於奪權。因此即位後，他便派趙高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託給趙高，甚至連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見。
趙高雖然聰明幹練，但長期居於內宮為宦官，對外面的情勢瞭解太少，對秦帝國的內憂外患，除了在處理始皇之公文時略有所知外，也很難真正掌握。因此他關心的不是解決國家的各種危機，而是如何與眾公子和重臣們奪權，如何擁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權勢和威風。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趙高便主張舉辦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動，規模幾乎和始皇最後一次巡幸一樣龐大，同時也舉辦各種刻石及歌功頌德的祭典。但由於胡亥即位不久，內部便因爭權的暗流太多而呈現皇權不穩現象，也頻頻動用大軍及國庫費用在擴建宮殿和埋葬始皇的驪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費都很驚人。
宰相李斯大為擔憂，乃聯名右相馮去疾上書，勸導胡亥努力穩定內部，以集結國家力量。
但胡亥以為李斯故意批評他，便和趙高為謀道：
“大臣不服，官吏尚強，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
趙高也深為大臣之不服而苦惱，因此建議胡亥以強硬態度對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權。
“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趙高並主張摒棄目前的當權階層，大量起用新人，以鞏固新的權力體系。
“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
統一政策的推行已經困難重重，趙高的奪權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統完全摧毀，政治上的混亂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