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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主傳》載：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龍三年；235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從以上兩次魏吳交易可知，曹丕、曹叡父子所感興趣的東西是海外珍玩，而孫權所需要的則是戰馬等軍用之物。魏吳之間時有互掠對方人口財物的事，但二國交界線很長，且有江河水運之便，加以南北產物有異，因之以所有易所無的需要必然會促進相互貿易。唯當時只有最高統治者始敢公開與外交易，其他人私自對外交易是非法的。故當魏大將軍曹爽附絹三十匹讓江夏太守王經交市於吳時，王經不發書而棄官歸。縱然如此，魏吳邊境間的互市，還是未曾中斷過。據《晉書》卷61《周浚傳》載：
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今河南潢川西），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於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由上可知，縱然在兩國邊防軍相對峙時，與軍民生活攸關的商品交換仍在經常進行，唯常有互相襲奪行為。另外，在本國內地駐軍中也有所謂軍市。如《三國志》卷16《倉慈傳》注引《魏略》載顏斐為京兆太守時事：
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可見在軍市中縣民常受軍吏侵侮，當時管理軍市的官吏，叫軍市候。
在邊境地區的貿易中，有地方豪強侵凌異域胡商之事。《倉慈傳》言倉慈為敦煌太守時：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象。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劃面，以明血誠；又為立嗣，遙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貿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漢商民對善於扶助正常貿易的清官廉吏多懷感戴，視之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數商民是衷心維護民族間和睦共處、貿遷有無的。只有少數地痞流氓才見利忘義、唯眼前的財利是圖。倉慈與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關係，堪稱古代貿易史上的佳話之一。
前已述及，魏、吳兩國中後期，典農官令其部屬營商之事都很普遍。這種情況表明社會生產有所恢復，也顯示了貴族官吏帶頭掀起的奢靡之風已經抬頭。突出的事例是魏晉之際身任荊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遠使客商而致富不貲”。對石崇的貪暴行徑，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司馬炎不僅不予以懲處，甚至還幫助大官僚皇戚王愷給石崇爭靡鬥富。從石崇成為著名鉅富的事，也足以證明當時遠使客商來荊州的眾多及攜帶商品的珍奇貴重，否則，石崇怎能靠劫奪就發了橫財呢？
富商大賈同貴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彼此勾搭以圖更大利益的一面。兩漢時，商人“交通王侯”、擠身政界的事例已屢見不鮮。漢末戰亂，這種情況更屬常見。例如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到涿郡販馬，因看中劉備有政治前途，遂多與之金財，使之合聚徒眾。後來劉備在徐州遭遇重大挫敗，“祖世貨殖”的麋竺又“進妹於備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軍勢復振。史言麋竺“幹翮非所長”，可是因他貲財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謙等青睞。麋竺先為徐州牧陶謙別駕，謙死，竺遵謙遺囑，率州人迎劉備為徐州牧。後跟備投奔曹操，操用竺為嬴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麋氏兄弟寧願跟隨劉備，而不就職。史言公孫瓚：“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其中“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富皆巨億”。由於行商坐賈遍及各地，所以魏、吳派出間者到對方去時，常冒充商賈以行計。凡此都說明三國時雖常有戰爭，商業並未停滯，商人的活動依然存在。
三、曹魏與倭人的和平友好往來
關於曹魏與周圍各民族的貿易，本書在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中當論及，現只談一下魏與倭人——即三國時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來。
中國古籍有關日本的最早記載是戰國時人所撰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