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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譙縣及長社縣當時均屬豫州，故知至遲至獻帝都許後豫州已有按戶徵收綿絹之制。但以上兩條引文，既未說明此制系操自創；也未言明創始的確切年月，如據此即斷言系操遷帝都許後所創，證據尚欠充分。據《三國志》卷11《王修傳》載初平中（190至193年），北海相孔融令王修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所謂“發調”，自然也應同以上兩條引文一樣，均指按戶徵收綿絹之事。從這條資料，可知在獻帝都許之三年前，青州北海國已存在按戶收調之事。《三國志》卷6《董卓傳》言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於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在這種“錢貨不行”的情況下，中原各州郡自必改變向農民徵收賦稅制度。所以我認為戶調製的出現乃獻帝初平年間事，並非操獨家新創。正因如是，所以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因為這種下發到州郡的新科有關於徵收田租戶調的各項法律條文，故何夔根據所領六縣的具體情況，請操許其“臨時隨宜”，暫緩“齊以科禁”。這樣解釋，我想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農民除了被封建統治者榨取田租和戶調外，還有更繁重的徭役負擔。徭役給被剝削階級帶來的困擾和災難自古即很嚴重。三國時期，干戈不息，人民徭役負擔尤為酷烈。例如當建安九年（204年）曹操進攻袁譚時，因川渠水凍，曹操為了通船，竟令農民鑿冰，致使“民憚役而亡”，亡者被捉獲之後，即處以死刑。又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烏丸，令民“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因為勞役繁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南陽間苦徭役”，於是侯音執太守東里兗與吏民共反。次年春正月，操病死於洛陽，因“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病，於是軍中騷動，群僚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所有這類情況，都反映勞役之重已使人民難以忍受。曹丕繼承王位後，言：“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裋褐不完”。說明當時百姓生活艱苦。曹丕口頭上雖有恤民之語，還聲稱他嘉尚漢文帝的“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實際上，曹丕少時嘗因向曹洪假求不稱而懷恨。他為太子時，曾使曹植因人向鍾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兩載，他即向孫權求取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種南海珍品。凡此都說明他始終不脫驕貴公子之習。曹叡在位十三年（227年5月至239年正月），他自從勁敵諸葛亮死後，即大修宮殿，勞民傷財，群臣多諫，他雖不殺諫者，亦不改奢淫惡行。曹叡死後，曹爽與司馬氏相繼掌握政權，上層鬥爭至為激烈，唯於窮奢極欲、過度虐民方面，尚無重大劣跡，然內有所謂“淮南三叛”，外有對蜀、吳之役，勞師動眾，運糧修路，無不出之於民，是知農民的痛苦與貧瘠，在近百年之三國史中固無時或已也。
一、農田水利與漕運
由於恢復生產與軍事運輸的需要，曹魏對農田水利與漕運相當注意，其中為農田灌溉而興修的水利，有以下諸陂塘：
（1）太壽陂興修於建安七八年左右，時夏侯惇領陳留太守，“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盧弼《三國志集解》卷9《夏侯惇傳》引趙一清曰：“太壽大約在寧陵襄邑之間”。
（2）芍陂、茹陂及七門、吳塘諸堨曹操準備與袁紹交戰前，任命劉馥為楊州刺史。馥在合肥建立州治，安集百姓，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南八十里，陂周百二十餘里，相傳系楚相孫叔敖所造，劉馥予以重修。茹陂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南四十八里。吳塘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北二十里。七門堰在今安徽舒城縣西南百一十里。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劉敞寫《七門廟記》，謂“七門三堰，灌田凡二萬頃，實劉馥所造”。按劉馥死於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餘年之久，劉敞尚見百姓廟祀劉馥，說明人民對修渠興利者深厚懷念。趙一清謂：“七門三堰者，堰在縣七門山下，所謂鳥羊堰、千功堰、槽牘堰也”。
（3）魏文帝時，沛郡太守鄭渾於肖（今安徽肖縣西北）、相（今安徽宿縣西北）二縣界，興陂堨，開稻田……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陽陂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賈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