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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個焦慮的年代，不僅是我們的制度、技術，甚至人類學意義上的中國人自身都是值得懷疑的。我們太靜而不活躍，思維上欠缺邏輯，身體太文弱，郁達夫在小說中甚至對於我們的效能力也倍感懷疑。
缺乏科學精神，是最經常被指責的一項。歐洲中心論者帶著考察土著居民式的眼光打量中國，發現歐洲人“生來就是具有智慧的民族”，而中國人則尚未開化，他們不善於分析、懷疑、科學思維，中國社會則長期停滯，一直以來是黑暗的專制主義，它扼殺一切想像力。即使在那本極力將中國人的生活藝術化的作品《吾國吾民》中，林語堂也說，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瞭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
李約瑟1942年來到中國時，他已聽到了太多類似的論調。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劍橋大學的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學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產生出的最佳人才，對一切都充滿熱情與好奇心。1936年，因為一名叫魯桂珍的年輕中國女科學家的出現，他對中國深感著迷，依靠自修學習中文，閱讀中國典籍，並取了這個中文名字。
“大約在1938年，我開始醞釀一部系統的、客觀的、權威性的專著，以論述中國文化區的科學史、科學思想史、技術史及醫學史，”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注意到的重要問題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在歐洲文明史中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又衍生出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公元1世紀到公元15世紀間，中國文明在獲取自然知識並將其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國之行，是個饒有興致的探究過程，充滿了李約瑟一直渴望的新鮮感受與一手經驗。他努力讓自己融入中國，他的朋友發現，他不喜歡別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漢”，而堅持叫“李約瑟”的用法，他睡前與早起時，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國藍布長衫，一位聽過他講演的學生記憶他是“一個結實的人，個性非常活潑，穿著咔嘰布料的藝術，上裝上戴著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藍白的牌子……他喜歡別人叫他李先生，談話明白而快捷。”
李約瑟的提問（2）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處於抗日戰爭的中國，一切都艱苦卓絕，然而中國人卻用自己的方式來應對，並表現出高度的創造性。在嘉定，李約瑟發現科學家們在可以遙望西藏山峰的宗祠裡討論原子物理；在廣西的山洞裡，他又看到了大型發電廠，而工程師們爭相同來自外部世界的技術專家交談；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幫助一位浮游生物學家把小船推入五華塔下的洱海；在一座煉焦廠裡，所有的管道、蒸餾塔和金屬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軋鋼廠是由打撈起來的沉沒江輪上的發電機供電的，一流的鼓風爐則是上面的鋼板改裝的，當顯微鏡的蓋板買不到時，他們就使用天然雲母片……
不僅僅為了解答李約瑟難題（1）
像政治人物一樣，專欄作家是一項可以躲避長期負責的工作。前者經常是突發事件、短期選舉的俘虜，他們沒有時間考慮長遠，必須為保持眼前的權力而鬥爭；而後者則永遠生活在截稿日期的陰影下，當時間到來時，即使無話可說，也要假裝深思熟慮，也因此思考經常是碎片的、不連續的。
這真是一種有趣的體驗。上週的此刻，我正在試圖解答李約瑟難題：曾經輝煌無比的中國為什麼突然間落後了？我的桌前攤放著黃仁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簡裝中譯本，一本關於“李約瑟難題”的論文合集，那本在80年代轟動一時的《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學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和人類學家賈雷德·戴蒙德的獲獎作品《槍炮、病菌和鋼鐵》……
我是試著去Think Big 。中國的落後，和歐洲突然崛起一樣，讓人費解，人們做出了各種解釋。馬克斯·韋伯相信，支配傳統中國的儒教與道教，缺乏清教倫理中的節儉與虔誠；卡爾·魏特夫則說，治水傳統使中國產生了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它限制了創新；大衛·蘭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國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勵創新，更缺乏精確性；黃仁宇則相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