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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英國的公學，特別是最有名的那幾所公學，在英國曆史上為當時的社會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應該說英國的公學是真正的精英學校，但是並不一定是貴族學校。雖然，公學的絕大部分學生來自富有的家庭和上流社會，其中不乏貴族子弟乃至皇室成員，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學生透過考獎學金進入公學，這一小部分學生可能來自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甚至勞動人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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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考獎學金（1）
（一）我一直擔心應試教育對他的影響，如果把考試成績看得太重，他就會失去很多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也失去了學習的樂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國來受教育。
張艮從宋頓中學初中畢業時，我在英國已經十多年了。張艮在國內時我一直擔心應試教育對他的影響，如果把考試成績看得太重，他就會失去很多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也失去了學習的樂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國來受教育。來英國後，特別是參觀劍橋後，我們最大的願望是他能夠考上劍橋。像許多考上了劍橋的孩子那樣，張艮只要把各門規定的課程學好，有了好的考試成績，再加上一些課外的活動，諸如參加一些競賽，他考上劍橋也是可能的。
然而，在英國這十多年，我在工作中接觸了很多英國人，其中不乏很優秀的英國人，他們中有許多是從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畢業的，也有許多不是從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畢業。張艮受教育和我自己工作的經歷使我對教育的觀念，特別是對張艮是否一定要上劍橋大學的觀念，有了很大的變化。
我在英國認識的第一個從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畢業的是貝利博士。貝利博士是學地質的，他從牛津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那時我到英國才兩年，在南安普頓大學地質系工作，參加了英國的一個關於核廢料存放的研究專案。
這個專案由英國地質局牽頭，另外有兩個大學參加。英國地質局有兩個研究人員，貝利和另一位博士，另外布里斯托爾大學有一位博士。我們四人在英格蘭北部的湖區住了半年，從地質構造方面研究在那兒存放核廢料的可行性。我們都有博士學位，我是在國內拿的博士學位，他們都是英國人在英國拿的博士學位，另外他們都比我年輕，三十歲出頭。
我們在湖區租了一棟有4個臥室的房子，兩輛越野車，每天早出晚歸，朝夕相處，所以彼此很熟悉。貝利博士是這個專案的負責人，我看不出他們三個在學術上什麼差別，但是他們人文方面的素養卻相去甚遠。貝利博士講話特別清楚，他不但發音非常標準，並且講事情極有條理。他既學識淵博，又談笑風生，好像與任何人都有共同的愛好和興趣，都有許多交談的話題。但是他為人很謙和，待人彬彬有禮，其他的人很尊重他。
我們剛開始工作時，有一件事情讓我終身難忘。我們的工作要用羅盤測量大量的資料，所以羅盤測量資料的精度對研究工作的質量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第一天開始工作前，貝利要求我們每人用自己的羅盤測一根地上的樹幹，然後把測量的方位和傾角寫在自己的記錄本上，這樣可以比較我們測量資料的精度。結果讓我大吃一驚，他們三人的測量結果彼此相差一度左右，而我的測量結果與他們相比有三度的差別，顯然我的測量有問題。我當時非常難堪，真是恨不得找一條地縫鑽進去。
到英國後，我的英文一直是個問題，但是我的業務水平不比英國同事差，沒有想到最起碼的技能卻不如英國人。雖然貝利安慰我，測量資料的精度差一點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我一直悶悶不樂，有一種技不如人和濫竽充數的感覺。
一週後，貝利帶回兩個同一廠家製造的羅盤，要我與他再測量相同的物體，結果我們測量的資料非常接近，幾乎是相同的。原來我上次的測量誤差，是由於不同的羅盤引起的。貝利很高興，趕緊把我們測量的結果告訴那兩位同事，說我測量資料的精度是非常高的。貝利告訴我，上次測量後，他就懷疑我的測量誤差是由不同的羅盤引起的，所以他打算用相同的羅盤再測量一次。貝利對科學的嚴謹讓我很佩服他，讓我更尊重他的是他的為人，一絲不苟並且與人為善，一種特有的人文品質。
南安普頓大學的瑞珀教授是另一個給我印象很深的人。瑞珀本科畢業於劍橋大學土木工程系，爾後在劍橋大學獲工學博士，三十五歲在南安普頓大學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四十歲任系主任。我雖然在南安普頓大學地質系工作，但是與他一直有合作專案，所以經常在一起。
第八章：考獎學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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