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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了特瓦爾多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國翻譯和流傳的情況。在場的俄羅斯人沒有想到中國人是那麼熟悉他們家鄉的詩人，臉上露出了驚異的神色。會後，很多人圍住我，提出許許多多他們關心的問題。我從他們的提問中同樣感到驚訝。驚訝的是他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今日中國那麼不理解，甚至誤解。但他們的赤誠和坦率讓我感動。
一位白髮蒼蒼白鬚飄逸的老人緊緊握住我的手，長時間不放，眼睛裡閃著淚花，用喑啞的聲音表示感謝。主人替我們作了介紹：“這位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胞弟伊萬·特里豐諾維奇。”
他告訴我：他們的父親是從外地搬到這個村子來的鐵匠，身體強壯，善於經營，讀書識字，漸漸富裕了。母親操持家務，撫養七個兒女，十分辛苦。農業集體化時，他家被定為“富農”。按聯共（布）黨的政策，富農屬於被消滅的階級。1931年特瓦爾多夫斯基全家被掃地出門，從富饒的俄羅斯腹地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
那時，小特瓦爾多夫斯基經常給報刊寫些通訊稿件，已離開了農村，到城裡去工作了，所以他成了家中唯一倖免那場危難的人。有人認為他逃避了激烈的階級鬥爭，有人說他對父母兄弟姐妹絕情，甚至不願和自己的父親握手。這是一段複雜的歷史階段，每個人思想變化都有些異乎尋常。年紀輕輕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為了保護自己，也許就採取了這種劃清界限辦法。我想，這是入世不久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早年的一種表現。
特瓦爾多夫斯基自幼喜歡詩歌，十三歲時，他拿著自己的詩請教語文老師。老師指出他的詩的缺陷是：“一看就明白”，而“新詩”要求人人看不懂。把當時的，即20年代初期的文學雜誌拿給他看，讓他當做學習的樣板。於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練習寫看不懂的“詩”，他寫不出來，懷疑自己沒有寫作的才能。“後來，我終於寫成了一首。它令人看不懂，我自己也記不得其中的任何一行，也記不得詩中寫了些什麼。我只記得有過這麼一件事，寫過這樣一首‘詩’。”特瓦爾多夫斯基晚年在《自傳》中這麼寫道。後來，在文藝創作的另一股風的影響下，他開始用粗俗的語言寫誰都會說誰都能看懂的“詩”。他走向另一個極端，寫成長詩《通往社會主義的路》。詩發表了，甚至受到了表揚，但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那不是詩，那是政治口號。特瓦爾多夫斯基正是在這種左右搖擺和求索中踏上了自己的路。 。。
長眠在橡樹下（2）
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在蘇維埃國家推行農業集體化、全家被流放到荒涼的北方時期登上詩壇的。1934—1936年，他完成了長詩《春草國》，謳歌農民只有在集體化中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此詩符合當時的政策，使他一舉成名。
蘇德戰爭期間，特瓦爾多夫斯基寫成長詩《瓦西里·焦爾金》。詩人以詼諧、幽默的語言塑造出一位可親可愛計程車兵的藝術形象。長詩在前線報刊上分章發表時，受到指戰員們普遍的歡迎。長詩傳到國外，流亡法國的俄羅斯作家布寧讀畢倍加讚賞。後來，特瓦爾多夫斯基又寫了一部長詩《路旁的人家》，它受到飽嘗戰爭災難計程車兵的喜愛，卻遭到某些批評家的抨擊，認為他寫了戰爭的痛苦而未表現歡樂。
50年代，蘇聯在西伯利亞和遠東開展了規模宏大的建設工程。北方嚴峻的山川、豐富的自然資源、光輝的遠景都使詩人神往。他訪問了那個地區，寫出長詩《山外青山天外天》。
1950年特瓦爾多夫斯基被委任為蘇聯最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新世界》的主編。在任四年，發表了不少提倡“*實”的理論文章和暴*暗面的作品。蘇聯領導集團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意識形態的鬥爭激烈，在*中，他作為一個籌碼，被撤掉主編職務。
社會在變化，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思想也在變化。1958年蘇聯領導集團中否定歷史過去的思想重佔上風時，他再次被委任《新世界》雜誌主編，發表了一批清算個人崇拜時的作品。
1963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長詩《焦爾金遊地府》。這部作品一反《瓦西里·焦爾金》的基調，把過去的蘇聯的官僚制度比作“地府”，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新的長詩中讓戰時受傷的焦爾金來到地府，受盡磨難。長詩不待發表已經在知識界傳開，此事又引起政界激烈的爭論，褒者貶者尖銳對立。赫魯曉夫予以肯定，反對者認為作者背叛了自己原來的立場，說：“焦爾金在反對焦爾金”。特瓦爾多夫斯基公開宣告：《焦爾金遊地府》“不是《瓦西里·焦爾金》的‘續篇’”。他說這部長詩的出現負有另一種使命，主要是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