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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單純的演員行業使他感到才能受到侷限時，便參與了導演和編劇的行列。1959年邦達爾丘克出任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從此執導了十部電影，成就赫赫，三十二歲被授予“蘇聯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後來又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和“列寧獎金”獲得者。
1959年邦達爾丘克根據肖洛霍夫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用七十四天的時間拍攝成同名電影，自任編劇、導演與演員。同年在莫斯科第一屆國際電影節上獲金獎，在瑞士、華沙等國際電影節上獲大獎；以後又在卡羅維發力國際電影節上獲最佳反法西斯影片獎，在喬治敦國際電影節上獲榮譽獎。這些榮譽來之不易。邦達爾丘克說：“這部影片實際上開啟了一個選題禁區——以一個曾經作過俘虜的人為題材。”那時，蘇聯當局有個硬性規定：文藝不得觸及1937年的題材，也不得涉及戰俘問題。那部影片被扣壓了一段時間，還是放行了。影片體現了邦達爾丘克的藝術特色，即高超的技巧和細膩的心理刻畫。
文學是電影之本。邦達爾丘克酷愛俄羅斯文學。他決心將列夫·托爾斯泰的經典作品搬上銀幕，以滿足廣大觀眾精神上的需要。他認準了《戰爭與和平》這部不朽之作。好心人勸他不要冒此風險：因為大洋彼岸的美國以巨資拍過這部作品，而且參加演出的都是一流演員。然而邦達爾丘克要突出的不是英雄和美女，而是俄羅斯平民百姓的力量和民族精神。他花費了多年的精力終於在1967年把托爾斯泰的鉅著搬上銀幕。一個多世紀以前貴族與平民的生活，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得到了真實地再現。他是該片的編導，同時在片中扮演了彼埃爾這個重要角色。該片於1968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邦達爾丘克成為蘇聯電影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一代電影人的經歷（2）
1975年，為紀念蘇聯衛國戰爭勝利三十週年，邦達爾丘克根據肖洛霍夫的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拍成同名影片，自任編劇和導演。
邦達爾丘克認為除了肖洛霍夫之外，還沒有一個蘇聯作家如此描寫過蘇聯士兵，戰爭中的人。他們昨天還是農藝師和教師，不習慣於打仗，他們擅長的是和平勞動。這部影片沒能在節日前夕與觀眾見面，因為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柯元帥在審查之後，認為不能容忍描寫戰爭的影片中沒有高階軍政指揮官出現。
邦達爾丘克善於扮演極其不同的角色，特別是士兵，顯然與他的生活經歷有關。在《一個人的遭遇》中他扮演的是士兵索科洛夫，十幾年後，他在《他們為祖國而戰》影片中扮演的是伊萬·茲維亞金採夫。戰爭的歲月使邦達爾丘克深刻理解了士兵的心理，他在自己所飾演的角色中表現了人民的功勳和英雄氣概的源泉。
1982—1984年邦達爾丘克與墨西哥電影界合拍了雙集片《紅鐘》。第一部《戰火中的墨西哥》，第二部《我看見了新世界的誕生》。這是以美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著名的評論家約翰·裡德撰寫的《奮起的墨西哥》和《震撼世界的十天》而創作的革命歷史劇。
1986年5月蘇聯舉行了第五屆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邦達爾丘克，這位赫赫有名的蘇聯電影人，不但沒有被選入理事會而且連代表也不是。說明蘇聯改革時期意識形態的鬥爭的尖銳性。當時著名的電影導演尼吉塔·米哈爾科夫表示：“對謝·邦達爾丘克的影片和為人可以持有不同的態度，這是個人的事。但不把拍成《一個人的遭遇》、《戰爭與和平》、《他們為祖國而戰》的人（且不說這幾部影片已成為我們祖國的文化歷史）選為代表大會的代表，這純屬胡鬧……”
蘇聯電影商業化的傾向日趨嚴重，邦達爾丘克堅守自己的藝術陣地，沒有隨波逐流，沒有去拍攝警匪片，而是根據普希金的悲劇改編拍攝了《鮑里斯·戈東諾夫》。這是一部題材嚴肅的作品。《鮑里斯·戈東諾夫》是普希金二十七歲時完成的悲劇，探索的是人民與政權的關係。
電影界的極端分子極力排斥這部影片。在戛納電影節上最後一天放映這部影片時，蘇聯竟沒有一名記者在場，事後卻宣傳電影失敗了。而這部影片那天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邦達爾丘克本人扮演了鮑里斯·戈東諾夫。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角色演完了，影片拍成了，可是我夜夜醒來時還是以鮑里斯的生活而痛苦而死亡。擺脫一個角色是極其困難的。”可見他的關注與精神集中的程度。他又說：“一部經典作品，無論與我們今天怎樣相比，它總是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