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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王導此時與上次的態度相比，大相徑庭，明朗且堅決，宣稱“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宣告討逆。王敦首戰失利，不久，便憂憤而死，餘黨立即作鳥獸散，叛亂得以平息。
王敦臨死，對羊鑑及其子王應囑咐道：“我死後，宜即刻立王應為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後再安排葬事。”而王應是一個紈絝子弟，扶不上牆的一堆汙泥，他將王敦的屍體用席子一裹，塗上防腐油蠟，草草的埋在議事大廳下面，就與一幫公子哥們上街狂飲豪賭去了。
晉明帝平叛之後，餘恨未消，掘出王敦的屍體，焚燬衣冠，綁赴刑場，砍頭示眾，算是報了父子兩代帝王被欺負的仇恨。
門閥世族
東晉朝廷對在戰亂中大量南下的北方大族和流民，設定僑州、郡、縣，一仍北方###之前的政治格局，以維護僑遷士族的特權和利益。北方原有的徐、兗、青、司、豫、雍、秦、幽、冀、並等州，在南方也都有相應的僑州。其中大族的顯姓就有100多家，這百家大族就是東晉政權的支柱。司馬睿到南方後，即以王導為謀主。在王導的建議下，司馬睿最初大量啟用北方大族，使北方士族在政治上長期凌駕於南方士族之上。
在門閥政治中，門閥士族對皇權起著限制和制衡作用，門閥之間也互相制約。皇權離開門閥士族的支援，就會傾覆；反之，門閥士族如果拋棄皇權，也就不能和平相處，大家共同遵守著這一遊戲規則，從而形成東晉門閥政治的特點。因此，當司馬睿試圖要打破這種格局時，無形中就侵犯了這些士族大家的利益，於是就發生了王敦的叛亂。而王敦的叛亂以及其後桓玄的叛亂，之所以不能成功，實際上也是高名第士族與一般士族之間、南北方門閥士族之間互相牽制和平衡的結果。
據《世說新語？仇隙》記載，當年元帝任用譙王司馬承為湖州刺史以防備王敦時，就為王敦之弟王廙所殺。王敦死後，司馬承的妻子才敢哭著對其子司馬無忌兄弟說：“是王敦假借王廙之手殺了你們的父親。我所以多年沒有告訴你們，是因為王氏門強，你們兄弟年幼，我不想因此使你們遭到災禍啊！”由此可見，琅琊王氏勢力之大，以至宗室也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說明了門閥政治的特性：“主弱臣強”。
雖然東、西晉實行的都是門閥政治制度，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西晉是宗室諸王掌權，門閥士族多依附於其門下，更多的是作為皇權的裝飾品而存在。而東晉卻正好顛了個個兒，門閥士族成為權臣，宗室王公反倒要仰食於門閥士族了，皇權成了門閥政治的遮羞布。譬如當時隨晉元帝一起到江南的除他本人外，還有彭城王、汝南王、南頓王、西陽王，號稱“五馬渡江”。但這些宗室諸王，皆因不滿士族當權而先後喪命。可見皇權政治的衰落，門閥政治的強大。
琅琊王氏以後，猶有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門閥士族相繼執政，這種主弱臣強的“共天下”之局一直終東晉一朝都不曾改變。
門閥士族擁有優厚的政治、經濟特權。只要憑藉門第，就可青雲直上，輕易位至公卿。當時的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職都由士族擔任，依舊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格局，權力尤其集中在北方士族王、庾、桓、謝和江南士族周、陸、顧等七大家族手中。他們佔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資源，過著寄生生活，奢侈荒淫，為所欲為。但卻一代不如一代，逐漸退化，再無優秀人才出現，門閥士族也就日趨衰落了。
當門閥士族日趨衰落時，寒門士族卻在崛起。當時寒門士族出身的劉裕，憑著軍功，一舉成為北府軍將領，在推翻桓玄的門閥政治和鎮壓農民起義後，順利地掌控了東晉政權，終結了門閥政治的格局。而門閥政治的結束，也就意味著東晉王朝也到了謝幕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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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吞萬里：劉宋帝國崛起真相解密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不乏出身低微者，他們建功立業，青史留名。南朝宋的建立者宋武帝劉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晉自八王之亂以來，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族，在中原點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火。###打破了一切規則，為了躲避戰亂，數以百萬計的北方漢人成群結隊地向南逃亡。這些南遷的僑民，在喪失了土地和房產的同時，也失去了賴以證明自己煊赫身世的家譜，因此也便失去了做地方豪強的資格。劉裕的先祖就是隨晉室南遷到丹徒京口裡（今鎮江）落戶的，丹徒因此成了劉裕的出生地。追溯久遠，他家雖貴為西漢楚元王劉交的後裔，但到劉裕的祖父時，煌煌貴胄的血液早已稀釋，其祖父勉強能官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