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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以前他們也來過，在市委門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古長書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歡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看到那些上訪的農民他就難受。古長書是從縣裡出來的，他知道，農民對政府很有意見，甚至還有點對抗性情緒。可是，他們面對黨委和政府戒備森嚴的高牆深院，你不給他解決問題，他們也無可奈何。儘管他們上衣無望，可他們依然不甘心，一到農閒時間就來上訪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裡辦事的功夫，也要抽空來說說鬧鬧。實際上，這些上訪已經沒有了上訪的意義，塗上了鬧事的色彩。他們起不了什麼大作用，卻讓接待部門不厭其煩，甚為頭痛。那天看到農民打上標語了，古長書就親自出去過問，瞭解了初步情況。之後，古長書就把顧曉你叫去認真做下筆錄。然後又向信訪部門進行了查詢。古長書得出了一個結論：這些問題，要解決並不困難，是部門與部門之間互相推諉踢皮球導致的。只是年長月久，問題長鬍子了，成了老問題。如果拖著不解決，確實影響不了國計民生，卻影響安定團結，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原則上講，解決這個問題不屬於市委的事。可古長書這回心軟了。他想管一回閒事。於是，他把農民上訪要求討要土地徵用費的問題專門向汪書記做了詳細彙報。那天晚上古長書來到汪書記家裡，那口氣簡直就有點興師問罪的意思。古長書把具體情況彙報之後，說：“就是這些小問題的久拖不決，就足以說明我們市政府有時是在喪失作為一個政府的職能了，說輕點是失職，說重一點就是無能。我們口口聲聲說要保護農民利益，誰來保護，怎麼保護？這才是最具體的。”汪書記聽得一臉嚴峻。這些問題實他是不知道的。因為他大前年才從省委組織部下來任職，如果有問題也不是他當市委書記期間造成的。所以古長書也才敢大膽地說出來。汪書記說：“你別看我臉色，你繼續說。”古長書說：“那就別怪我說話難聽了。我覺得我們黨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種誤區。跟黨中央保持一致是一個基本原則，可我們的工作重點不能什麼事事都要由中央來安排。既然什麼都要聽中央的安排，還要我們一級政府幹什麼？還要我們創新幹什麼？比如，偽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發了檔案，下面才突擊抓。房子塌了燒了，也是中央發了檔案下面才檢查安全工作。有些問題屬於地方性的，中央並不知道，或者說這些問題在全國並不帶有普遍性，難道說我們也要等中央發了檔案才抓嗎？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我們天天說結合本地實際開展工作，真正的實際問題擺在面前，可我們又沒有結合實際來主動解決。”汪書記閉了一下眼睛聽著，心情很沉重。見古長書停下來，他睜開眼睛，揉揉額頭說：“你繼續說。我聽著。”古長書說：“據我所瞭解的，以前大辦鄉鎮企業和開發區，確實有不少遺留問題。這些問題，信訪部門都可以從上訪案件中反映出來。我建議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一次遺留問題處理的大行動。用半年時間進行一次全面清理，欠農民的錢，非法佔用了農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擠出資金來，給農民足額補償。總之，不能讓農民吃虧。”汪書記聽完之後，馬上給信訪局長打了電話，讓他就鄉鎮企業、開發區以及移民遷建工作中造成的農民上訪情況拿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然後上會研究。在常委會上，也有人提出異議，說，中央確實抓好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是全國的工作重點。目前抓解決遺留問題這項工作，與中央確定的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不符。再說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歷史問題，也不是我們這屆政府造成的，是不是可以推遲搞，以免分散精力？汪書記說：“我們是地方政府，不能長期等中央給我們分配工作。中央有指示的，我們堅決執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沒有指示的，關係到群眾利益的，我們要主動去辦。話說回來，對於經濟開發中的歷史遺留問題，我們視而不見，不會丟什麼烏紗帽的；我們解決了，也不會長烏紗帽。可是，這是真正關係到農民切身利益的事。我們現在辦這個事，與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沒有矛盾衝突。”汪書記採納了古長書私下給他提出的建議，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一次處理農民上訪問題的集中行動，確定了具體實施方案和工作計劃，並從當年財政預算外擠出五百萬元資金，以最大限度地解決政府在經濟開發工作中給農民造成的遺留問題，切實保護農民利益。一個月後，這項工作由市委副書記賀建軍掛帥，在全市各區縣蓬勃展開，成為半年內金安市的工作重點。全市解決了一千多個類似的遺留問題，清理亂佔耕地五十多起，收回違章使用土地一萬多畝，給農民支付各種補償費兩千多萬元，受到群眾的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