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皇帝:布衣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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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引邵氏《疑問》曰：“謀反何事？明語沙中，上方何語？良雲謀反。豈諸將之不軌之情，先之良輿？未之信也！”引《史通暗惑篇》曰：“群下聚謀，俟問方對，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耶！且諸侯圖亂，密言臺下，猶懼告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然則複道之望，座沙而語是敷衍妄益爾。”引《評林》曰：“明茅坤雲：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野而謀者，子房（張良）特假此恐嚇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

應該想到，張良對於漢初雍齒“守豐降魏”案及“封侯”的內情是瞭解的。只是此時，蕭何、曹參、盧綰等一大批“豐沛”籍的將相均未露面，其原因是否與當事人——老鄉雍齒有關已無法得知。

唯獨非“豐沛”籍的張良，看來他作為“漢初布衣將相集團”的核心人物，對雍齒是同情的，卻又與雍齒不存在任何感情瓜葛。故爾，在此案處理的最後決策上，他肯定是為劉邦所倚重的極具影響的大臣。然而，張良在這裡卻更像是受眾大臣所託，為之做說客。當然，他主要也是為劉家天下著想。張良再次展現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兩個目的他都達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將漢室對當年“雍齒叛劉降魏”事件處理的結論托出水面。即雍齒有罪過，但功大於過。可這顯然是個充滿謎團的結論。

大家自然會追問：既如張良所言，劉邦一向愛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愛，所殺皆平生所怨”。從表面看劉邦對“雍齒降魏”也的確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漢初叛逆大案，於法於理，雍齒都是當斬之人，而劉邦亦發狠說：“我欲殺之。”何以非但不殺，還說雍齒功高，不忍殺之？

再說，對於先封雍齒，眾臣也會責問或議論，雍齒之功為何？功高如何抵過？皇室當然也應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劉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對雍齒的怨和無奈都寫在臉上，掛在口邊。這似乎不是劉邦的性格，司馬遷也沒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齒，更像是平地蒸發，既不出來解釋，也未見拜謝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邊默默地承受眾臣民的誤解和猜疑，並甘願承擔劉邦長期以來對之怨恨的責任。

我們無法知道當時雍齒躲避在何處，但可以想見，他內心深處或許有無限的委屈並藏有天大的秘密無法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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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始皇在時天下已壞矣！”

千百年來，幾乎沒有學者對《史記》記述的漢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結局表示過懷疑，鮮見人們留意《史記》中隱約透露出來的疑點。似乎雍齒確實做過“叛劉降魏”的悖逆之事，劉邦對雍齒之怨恨也順理成章。這對雍齒來說，顯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當年雍齒“叛劉降魏”事件的內情和真相，當然要追溯到那烽火連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時天下已壞矣”，在暴戾無道的秦王朝專制統治下，民怨沸騰，哀鴻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澤鄉（今安徽省宿縣境內）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其訊息很快傳遍了全國。“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各地鬱積已久，星羅遍佈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為燎原之勢（見《陳涉世家》）。

實際上，早在陳涉起義之幾年前，經過充分反秦準備的劉邦，便在豐西澤（今江蘇豐縣王溝鄉）精心策劃了“縱徒起義”事件，公開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後他率親信在豐西、芒碭（今安徽省碭山縣等地）山澤之間與秦軍周旋，如同遍佈全國的反秦志士一樣，積極發展勢力，等待時機。其影響所及，古沛國地區廣大人民子弟紛紛前來投奔。陳勝起義的訊息傳到了劉邦那裡之後，他沒有附從陳勝西攻咸陽，而是立即揮兵北進，……率領義軍首先佔領了“豐”地。在家鄉父老支援下，隊伍迅速壯大。

只是，不知什麼原因，《高祖本紀》對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語帶過，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則記載，隨劉邦自豐地起兵後獲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幾人之多，被封為什方侯的雍齒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來，《高祖本紀》則較詳細地記述了劉邦自“豐”地率兵進攻沛縣等戰役的情況：在蕭何、曹參內應下，劉邦向駐守沛縣的秦軍曉以大義，並揚言要“屠城”，如此恩威並施，迅速完美地佔領了沛縣，勢力大增。從此劉邦便號為“沛公”，進而攻陷湖陵、方與兩縣，軍威大震。“回守豐”後，又依據“豐”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礎好的優勢，軍民同心，同仇敵愾，一舉殲滅前來圍剿義軍的秦朝大將，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