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駐德記者見聞:柏林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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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在她的脖子上，開啟窗戶，坐在窗臺上，然後開始吞吃烈性安眠藥。她知道，自己很快就會失去知覺，從窗臺上跌下，然後繩子就會完成餘下的事情。為什麼沒能死，她永遠也搞不清了，湯姆說道。可能是繩子從暖氣片上滑脫。她所知道的就是一些天以後，他們在醫院裡告訴她大街上的積雪減緩了她下跌的衝擊力，她在那裡躺了5個小時，直到凌晨時分有人被她凍得半僵的身體絆倒，她的骨頭大部骨折，但最終仍可能康復。最後，她被轉移到柏林一所監獄醫院，在那裡，美國領事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爭取使她獲得釋放並靜靜地將她轉移出這個國家。她現在已回美國，湯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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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22日

昨天，我對嚴寒的冬季和軍隊的運輸需要如何使德國的運輸（至少是鐵路客運）癱瘓有了切身的體會。在德國邊境，我們得知通常開往柏林的特快已經停運。我與其他50名旅客一起，在本特海姆的車站裡躲避暴風雪，等了幾個小時。直到鐵路官員調來了一列當地的列車，聲稱可以送我們走25英里，而這裡距柏林足有250英里。這列客車沒有供暖裝置，而且不久就停了下來。我們聚集在風雪中，盡其所能地扛著自己的行李，現在德國根本就沒有搬運工。當天黑時，我們乘坐形形色色的當地列車前進了大約75英里左右。在一個小站上，有訊息說一列來自科隆方向的特快列車不久將抵達，並將捎帶我們去柏林。但當這列特快抵達時，車上已經擠滿了人，而月臺上至少有500人想上車。發生了一場混戰。我使用了大學裡玩橄欖球的戰術技巧，抱著行李衝了上去，僅僅在一個三等車廂外面的走廊裡覓得棲身之地，其他擠作一團的乘客們大聲喊叫著，咒罵著我。在隨後8個小時裡，我就站在那一小塊地方，沒有暖氣，直到我們快抵達柏林。數百名脾氣暴躁的乘客大半夜都站在車廂過道里，數以千計的旅客站在我們途經的車站月臺上，根本就沒有機會上車。自從戰爭爆發以來，我還從未聽過德國人發過如此多的牢騷。

柏林，1月24日

1940年1月，芬軍正在檢查被其繳獲的蘇軍OT…130型噴火坦克我想珀西瓦爾·W（Percival　W�）（一位退休的美國商人，父母都是德國人，並在這個國家度過了大半生）明白我一直試圖弄清的一些事情。我以前從未見過他，但今天早晨他不期而至，到我的房間閒談了一會兒。我們討論了德國人關於道德、榮譽和行為的概念。他說道：“對於德國人而言，一件事是否正義、合乎道德和有榮譽感，要看它是否與德國人所認為的行為傳統相符合；或者它是否有利於德意志精神或德國的利益。但是德國人缺乏對於道德、榮譽和正義行為的抽象性概念。”他舉了一個精彩的例子作證明。一位德國朋友告訴他：“芬蘭人的做法不是太恐怖了嗎，竟然與俄國人打仗？這完全是錯誤的。”當W先生表示異議，認為畢竟芬蘭人只是做了所有體面的德國人在同樣處境下也會做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說，抵抗肆無忌憚的侵略，維護自己的自由和獨立。但他的朋友反駁道：“但俄國是德國的朋友。”

換句話說，對於一個德國人而言，保衛自己國家的自由和獨立是正確的。對於一個芬蘭人而言，這樣做就是錯誤的，因為會破壞德國與俄國的關係。在德國人的頭腦中完全缺乏抽象概念。

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何德國人對波蘭人或捷克人的災難缺乏同情。德國人對這些民族所幹的一切（例如謀殺他們）都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德國人乾的，而犧牲者按照德國人的觀點都是劣等種族。他們必須認為，只要德國人高興，無論幹什麼都是正義的。正如雷伊博士所說：“正義就是元首所做的事情。”所有這些都證實了我多年前即得出的一個結論：那就是德國人的“榮譽”觀念（他們對此津津樂道）純粹是胡說八道。

W先生告訴我，他是在1917年美國參戰前不久來到德國的，而直到1916年至1917年冬季，普通平民還未承受任何生活困難。他說，目前的配給制和物資短缺，大致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年所經歷的相同。他肯定目前的狀況不能持續太久，前線一片平靜，除了艱苦生活而外一無所有，特別是現在我們經受了一個多月的嚴寒折磨。“德國人必須得到的，”他在臨走時說道，“是一連串的快速勝利。”

昨天，喬［哈什］順路到我這裡來。他說他的公寓裡是如此寒冷，以至於當他試圖打電訊稿時不得不在廚房爐子上熱上一盆水，每隔5分鐘便將手指浸進去，以便能夠繼續打字。今天，市長警告公眾絕對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