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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大明宣武元年，加上之前光復朝的29年，和再往前使用永曆年號的永曆200年。大明王朝復興已經整整有31年了！當年不過36歲的左宗棠，今年已經67歲“高齡”了。這個年紀在21世紀不算太老，可是在1877年卻是絕大多數人都活不到的高壽——所謂70古稀，古來稀有，離67歲僅僅只有3年了。所以和左宗棠同時代的大儒小儒，如今大多不在人世了。整個大中華社會的中堅，不是在復明之後出生，就是在復明之後成長，他們的思維和所接受的教育同復明前成長起來的人們是完全不同的。
眾所周知，儒學或者說是官儒，其實是朝廷用科舉取士的辦法灌輸給民間知識分子的——科舉考什麼，下面的讀書人就學什麼，否則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和一幫大儒講大道理的效果，是遠遠不如直接拿科舉內容和規則開刀來得好。
反正大部分讀書人只求有個考試做官的機會罷了，雖然大明的科舉改革用年齡設限，斷絕了一批人的仕途，但是秀才為官卻讓讀書人得官變得大大容易起來，對大部分讀書人還是非常有利的——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他們自然不會反對了。
而朱濟世所推行的科舉改革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內容改革，不僅加入了大量的實學內容，而且還大幅降低了儒學類考試的難度——這也和科舉取士的人數增加有關。現在光是大明帝國一年就要取幾萬個文職官員，比起偽清時代一年平均100個左右的進士額度（三年一試，取士300上下）增加了幾百倍。考試的難度當然要降低很多。
而且朱濟世更是有意引導科舉考試中的儒學題目簡單化。到了光復二十幾年，科舉考試中的儒學題目大多是選擇題、填空題和默寫題，基本上都圍繞著四書五經的幾篇重要的原文出題，不求甚解了。八股文章也不做了，改成一篇制式公文，能把事情簡單明瞭說清楚就行。而用來為難大多數考生的難題、偏題，都集中到了法律、經濟、數學等實學類的題目（哪怕是秀才科同樣要考一下法律、經濟和數學方面的內容）上去了。
這樣一來。儒學在大明科舉考試中的作用就越來越小，而民間學習儒學的興趣自然也越來越低。大部分新時代的讀書人對儒學的瞭解。都處於只知大概的水平之上，他們對於儒學的維護，自然也不能和30多年前的儒生士大夫相比。
“都31年了，時間過得可真夠快的……”左宗棠沉默了片刻。又些感慨的嘆了口氣，“如今我大明的武功之盛，已經遠邁漢唐，只是這文治……”
“什麼是文治？”朱濟世笑說著，“人人精通孔孟之道就是文治？左卿，你覺得這孔孟之道需要花多少年方可稱得上精通？”
“道理當然是一輩子都學不完的……”左宗棠苦笑著搖搖頭，“太上皇，老臣明白您的意思，孔孟之道並非實學。無需人人精通，也不可能人人精通，要不然這天下的實事就無人去做了。”
孔孟之道算得上是東方哲學的精華。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值得花一輩子去研究。但是一個國家裡面搞哲學研究的只能是極少數，大部分人，包括官僚政客，也只能做到粗通。如果整個精英階層把研究哲學當成了職業，絕對是個不可想象的社會。
而中國社會的宋明清三朝就是這樣一個社會！而且在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們千年如一日的研究的情況下，中國的哲學研究其實也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反而造成整個社會的思想被禁錮在牢籠之中。
如果要在國際上尋找類似的例子，大概可以和天主教統治下的歐洲中世紀還有政教合一的真神教世界有的一比。而且儒學實際上也有一位教宗或是哈里發之類的領袖，就是皇帝老子！而協助皇帝統治天下的文官則是儒學的主教或是阿訇，科舉則是主教和阿訇產生的辦法，同時又是一種傳教手段。
而要對這個類似宗教的儒學進行“宗教改革”的最佳時機，就是改朝換代之時。因為沒有人能靠一幫儒生去奪取天下，一個新興王朝的基礎必然是武力。所以在王朝興起的時候，儒學教派的力量最弱，改革的阻力也最小。這也是朱濟世成功的將儒學從神壇上請下來，解放了國人思想的主要原因。
當然，朱濟世也可以在將儒學請下神壇的同時再扶植起另一個禁錮思想的學派或教派去牢籠天下智士。哪怕就是把馬哲搬出來，在刺刀和科舉的雙重作用下，也照樣能讓中國的讀書人言必稱馬恩。
不過朱濟世當時的想法是將中國社會的精英引向實學和實業，而不是繼續考試做官收租的傳統幸福生活。因而需要打破人們思想上的牢籠，而非再建立一個更堅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