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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濟世嗯咳一聲，堂中頓時靜寂下來。
“太史公曾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剛才朱濟世一直在聽手下一干大臣的辯論，現在心裡面已經有了底。
“你們這些讀聖賢書計程車子什麼都好，就是羞於言利，如果是放在太平盛世就罷了，不言利、不爭利也無妨，頂多是朝廷窮一點。可眼下什麼世道？中國一分為三，四方群雄並起，實乃戰國亂世。世界上列強橫行，貧弱之國紛紛滅亡，淪為富強之國的殖民地，行的是弱肉強食之法。在這等世道中，咱們能不言利？咱們能不爭利嗎？而這工商之利大於農耕之利是有目共睹的，我大明可以雄起至此，靠得就是工商的銀子、工商造出來的洋槍洋炮。就是各地實行的‘秀才為官’也是得益於工商，若無各地商人每年套出那麼多的銀子，孤王哪兒有銀子養你們那麼多士子官兒？”
朱濟世舉起一份寫有江浙兩省商會還有上海的洋人商會所應承擔的光復元年、三年商稅數量的檔案。
“江浙兩省的商會已經同意補繳光復元年的800萬商稅和承擔光復二年的1600萬商稅。另外，上海的洋商還答應在光復二年承擔400萬商稅，光這些就是2800萬元！還不包括滙豐行發鈔、鑄幣的收益，也不包括兩淮鹽稅和江海關的關稅。諸位說說看，咱們的一國能離得開工商嗎？孤王已經決定，今後朝堂和地方實行分稅，農稅、房產稅皆歸地方財政，由地方政府自行收取。工商稅、關稅、鹽稅、礦稅以及民間訂立契約、借貸憑證之印花稅，皆為中央稅，由孤王、內閣和立憲議會協商後攤派地方，並且由各地公局和官衙共同設立稅務司進行徵收，另外。農稅、房產稅也將由稅務司負責徵收。”
眾人愣住，公局還有參與管理稅務司的權力？這權力也忒大了一點吧？
左宗棠在鄉間多年，打理過周家（左宗棠是贅婿）的家業，知道收稅不易，此時又一次提出反對意見：“王上，若地方公局和姦商沆瀣一氣，偷逃稅款，如之奈何？”
“不納稅，無代表。如果完不成立憲議會協商後所下達的收稅額度，該省在立憲議會中的代表權就會相應減少乃至完全取消。若一省在立憲議會中完全失去代表權。該省紳商便失去議政之權。該省稅務司將由朝廷接管。”
根據將要頒佈的《大明欽定憲法》中的相關規定，立憲議會議員是有相當大的權力。可以隨時覲見國王提交意見書，可以對包括丞相在內的所有官員提出彈劾案，在擔任立憲議會議員期間。還擁有司法豁免權。一旦當上立憲議員，就是國王都不能隨便下道聖旨來拿人抄家。而地方公局議員，也有許多特權，可以彈劾地方官，同樣在擔任議員期間有司法豁免權。這層議員身份，對那些富甲一方的豪商而言，就是最好的保護傘。誰肯為了區區幾個小錢把這麼一頂保護傘丟了？真有這樣的傻瓜，肯定是當不上豪商的。
羅澤南搖搖頭道：“商權太重，怕會欺行霸市。壓迫小民。現在歐洲各國的革命之風，怕都由此而起吧？”
這羅澤南還真是在往學貫中西的路子上發展，居然知道歐洲革命的緣由。
潘曾綬也若有所思：“怕就怕紳商勾結，士紳豪商從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商權等於紳權，若紳商權力太盛，就怕上欺君，下害民……思宗皇帝之所以亡國，這紳商勾結怕是禍首罪魁。”
潘曾綬是大儒，他老爹是潘世恩，滿清的首席漢臣，潘家在蘇州也是一等一的豪門，自然知道官紳勾結的門道。同廣東十三行的那些“紅頂商人”不同，江南、兩淮的豪商同兩江官僚集團的勾結更為緊密。如曾經長期擔任領班軍機大臣的曹振鏞就是兩淮鹽商子弟。擔任過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的何汝霖也是兩淮鹽商在朝中的代表。而潘家同江南的幾個大布商往來密切，本身也經營布匹買賣。
因而潘曾綬一眼就看出《欽定大明憲法》中重商成分的弊端——本朝重商，對湘湖派士子或許是個打擊。但是對於早就和商人勾結在一起的廣東、江南、福建地方計程車紳來說，根本就是求之不得！
而紳商勾結必然會禍國殃民！
這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哪怕他們本身兼具紳商兩重身份，也不認為紳商勾結是好事情。這儒家思想的洗腦，還是相當到位的……所以他們都認為自己是良紳是誠商，別人都是劣紳奸商！
朱濟世卻不以為然：“毅宗皇帝不是敗於紳商勾結，而是敗於被紳商矇蔽。他是生於宮廷大內，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