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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都趕上了自己，有人還超過了自己。他不只一次分析過：自己不如他們的地方，一個是自己的父親當過半年多漢奸營級軍官；再一個就是自己是地主家庭。他感到從參加工作以來，階級鬥爭一天比一天緊，他懷疑這不符和實事求是。他深知這些話，不只自己不能說，就是自己的領導——省部級幹部，如果說了這些，也會立刻下臺。一個不對心，昨天的二號人物、親密的戰友，今天就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好像大禍也將降臨到自己頭上。他心裡想：他父親那年由民軍投日本鬼子當了漢奸，一家人不用再東躲西藏，當時還覺著幸運。誰知現在竟成了前進路上的絆腳石。比如那三十畝地，對一家無勞力的寡婦孩子，七八年裡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可是現在這些，都成了自己前進路上不可逾越的大山。真是“福兮禍所伏。”他知道這時只有努力工作，才是最好的、唯一的辦法。
人心裡想什麼，往往都會表現在臉上。這臉上的心裡話，領導還能看不出來？其實福增的領導也在為他暗暗著急，他心裡想這麼個能幹、吃苦耐勞，為黨工作從來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人，絕不能讓他吃虧。他和機關直屬黨委書記指著福增的自傳說：“李福增從上學一直到高中畢業，然後參加工作，都是清白的。一個寡婦供個高中畢業生也不容易。他爸爸，當偽軍九個月，就被偽縣長殺死。”又翻開一九五六年的肅反調查材料，福增村裡黨支部蓋了章的，一張已經發黃的紙上寫著： 李布雲，一九三八年四月擔任偽軍大隊長，一九三九年春節前被偽縣長殺死。證明人李布星。他是李布雲的遠房族弟，李布星在此期間，曽是李布雲的馬伕，參加過他的喪禮。。領導沉思一會兒又說：“偽縣長怎麼殺他們自己人？”機關黨委書記也若有所思的說：”鬼子漢奸殺老百姓，殺共產黨；怎麼……”福增的領導說；“你再找他談談，看他還能提供什麼其他線索，那時李福增才十一二歲，讓他問問他母親，只要有線索，不要怕費力，一定不要埋沒了人才。“
自此以後，福增按照他娘說的線索，報告給黨組織。他娘提供三條線索：一個是，原先跟他爸爸的護兵，當年跑出城投了八路，現在是榮軍。第二個，也是跟著他爸爸的護兵，當年跑到福增舅舅的偽軍裡，當了小隊長。解放後一直在家種地，他也參加過埋葬福增爸爸。第三個，也是從福增他爸偽軍裡跑出來，當了八路，現在是外省一個市裡的區長。福增怕在張合成偽軍裡當過小隊長的，說出自己舅舅是張合成，又怕說出自己在北京上學的費用是張合成提供的。只向領導提供了兩條線索。調查材料的人，從區長那裡瞭解到的情況和李布星說的基本相同。還是不知道偽縣長為什麼要殺李布雲？不過區長提出一個新線索，可以找當時縣大隊的領導調查，。那個榮軍是個營級幹部，他也說不出為什麼偽縣長要殺李布雲？可是他知道當時的縣大隊長現在地址。調查材料的人回去後，機關黨委聽完滙報，又派出人員按地址調查——東北牡丹江、河北邯鄲、廣西南寧、江蘇的南京。五個被調查人，現在都是級別不小的領導幹部，有時不在，有時開會。調查人員跑了半年多，結果是：有人說，沒記著有這回事。有人說，年頭太多記不得了。不過他們又提出三、四個人可能知道這件事情。這一查，又是半年多，還是沒有結果。在後一次調查時，當時的敵工部一個幹事說，這事我當時聽說過，偽縣長殺了偽軍頭頭，他們是爭權奪利？，還是偽軍頭頭要起義被發現？事前事後都沒有人和我們聯絡過。你們想知道確實材料，到那裡查查敵偽檔案，那上邊一定有記載。
照敵工幹事說的去調查，一個多月就有了結論：李布雲的死是敵人內部爭權奪利的結果。組織部當然是不會把這個結果吿訴李福增的。其實，李福增從他爸爸死後不久，就知道那是場漢奸之間的殺戮。李福增只不過是為使自己享受無產階級的待遇，而抱著僥倖的心理一博。現在這不用費心、不用費力、不擔風險，在階級鬥爭中，站在人上人位置的“烈屬”夢落空，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改變自己的處境嗎
十六，三十畝地成了關鍵，福增不要良心也要當中農
其先，求不來，再求其次。現在，就剩下他舅舅張合成給他家買的，文書上寫著李福增名字的那三十畝地了。要是沒那三十畝地， 領導說過：按照政策可以定為中農。中農，那就是自己人。雖說不是響噹噹的，可也不至於讓人看成“可教子女”，升職、升級雖走不到前頭，也不致次次沒份。李福增腦子好使，經過半個多月苦思冥想，終於自己又想出了個好主意：
把這三十畝地，說成是替舅舅家應得名。接著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