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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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兩種型別的組織中擔任首腦。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和作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時也都是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有影響的董事。顧馨一是地區商

會的會長，同時也是總商會的老牌領袖。他們的態度是可以隨時改變的，並

且顯然自相矛盾。５　月底，支援改良派的虞洽卿參與了要求朱葆三複職的活

動，朱是因為他的親日立場在不久前下臺的；另一方面，上海商業公團聯合

會的建立人之一、廣州買辦兼實業家陳炳謙卻同時又是保守派的領袖。①

這一政治傾向上的混亂，說明社會組織的階級結構還未能徹底和家族與

地區的關係網分離開來。並且，出於對儒家教義的尊重和社會威信的需要，

激進派資產階級繼續有賴於他們的長輩，而在上層資產階級方面，為了不脫

離廣大的工商業者階層，又常不得不認可他們未能加以阻止的決定。在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國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鬥爭中，商會勉強支援馬路

聯合會的店主們宣佈的抗稅鬥爭，因為按朱葆三的說法：既然你們商人們都

反對交這些稅，我想我們也只好採取相同的立場，因為我們也是商人，應該

採取共同的行動。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這種商人間的團結和儒家式的民主又從經濟繁榮和

現代企業家的興起得到支援：這些現代企業家有時和他們的長輩一樣保守，

例如穆藕初，他就堅決敵視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的罷市。不過，他們更寧願作必要的

妥協。調和激進派和溫和派的責任落到了他們的肩上。１９２０　年聶雲臺當選商

② 《北京時報》，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③ 《五四運動》，第　172—173　頁。

④ 同上書，第　386　頁。

⑤ 同上書，第　389　頁。

① 桑福德：《商業的組織和狀況》，第　342、361　頁。

② 《北華捷報》，1920　年　4　月　24　日，第　185　頁。

會會長，為妥協打下了基礎。以同樣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國商人和居民在

抗議上海總商會“未經納稅中國人同意就自稱代表他們”以後，卻選舉穆藕

初、宋漢章和銀行家陳光甫進入顧問委員會，負責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們；

這三人都是那個商會的董事。①

這種激進分子和溫和分子之間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會頗不

情願地在副會長卞蔭昌的誘導下參加了抗日運動。卞蔭昌的支持者有買辦、

紗廠以及各式各樣的活動家組成的商會聯合會和一個十人團。②

資產階級由於它的內聚力而從它最激進的一翼和學生、僱員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和工人的聯盟中得到好處。它支援城市廣大群眾的要求，從而對這些

要求得以實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正是因為上海總商會和各銀行聯合會的堅

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將三個親日派部長撤職；而另一方

面，群眾運動的熱情也使資產階級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增強了自己對抗外國

勢力的地位。

經濟抵制是進行國民動員的卓有成效的資產階級方法。在　１９０５　年的反美

運動和　１９０８　與　１９１５　年的反日運動中，商人們都用他們自己的方法抗議外國

的侵犯和不公正行為：他們的反應是激烈的同時也是短暫的，並且經常帶有

排外主義的缺點，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　１９１９　年以後，在五

四運動所引起的民族主義激情鼓舞下，這種抵制變成了半永久性的。緊接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的運動之後爆發了　１９２３　年的運動，它一直延續到　１９２４　年，到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擴充套件成普遍性的運動，其後又成了革命鬥爭戰略的一部分。其

間資產階級常力圖利用這種抵制來爭取民族市場和促進新生的工業社會。

從　１９１９　到　１９２３　年，抵制運動完全是針對日本的。受惠於第一次大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