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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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財政，恢復關稅自主，這既是對中央政府的性質和活動的挑戰，也是對

中國由於各種國際條約導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戰。現代資產階級的經濟野

心必然將它引上更廣闊的戰場；日益眾多的企業家，開始認識到他們的命運

是和國家及社會的一般演化分不開的。“人不能離開社會獨自生活，吾人不

能脫離紛亂而無組織之今日中國社會而自成一體。”②

在　１９２１　年的商聯會年會上，湯富福發表了激烈的演說，要求參與政治。

和過去不同，這已經不是支援這個黨派或那個黨派，擁護這個強者或那個強

者的問題，“我們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沒有的……”各商會應該把

某些直接的責任承擔起來：

面對目前境遇的商人們，現在應該是拋棄過時的不過問政治的傳統的時

候了！我們長期以來拒絕參與所謂骯髒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骯髒的，那

是因為商人們允許它骯髒。各商會過去一貫堅持不過問政治，但是今天，這

種不過問已經變得可恥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點的語氣重複了相同的意

見：

以前我們認為工商業者只應該關心工商業，這種舊觀念今天已經沒有用了。團結起

來，用一切辦法迫使政府改良內政，已經成了我們工商業者的責任……我們相信只有這樣

辦才有希望使我們國家的工商業復興，如果我們不採取這樣的步驟，其結果將是所有企業

失敗，國民將無以為生，國家將遭到毀滅。①

資產階級因在經濟發展中碰到各種制度性的障礙而突然出現的政治覺

悟，是受到五四運動奮發精神的激勵而產生的。國家的前途，國家的經濟發

展，以及中國資本家在國家工業建設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討論的中心話題。

一切都由同一個固定不變的事實引發：中國的貧窮與落後。只有一個藥方：

發展工業；只有一個建議：中國從歐洲和美國的經驗中汲取教益，但必須避

② 《北華捷報》，1916　年　2　月　19　日，第　467　頁。

① 《中國經濟公報》，1922　年　12　月　23　日，第　2　頁。

② 藹廬：《金融界今後之覺悟如何》，《銀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

③ 《北華捷報》，1921　年　10　月　15　日，第　151　頁。

① 穆藕初：《花貴紗賤之原因》，《密勒氏評論報》，1922　年　12　月　23　日，第　140—141　頁。

免出現勞資衝突。這些成了孫逸仙在　１９１８　年停戰以後所寫的《中國的國際發

展》②一書的主要論題。這是一本帶有聖？西門式的工業抒情詩調子的著作。

同樣的思想在約翰？杜威於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１　年間在中國各大學所作的講學中得

到進一步發揮，並在他的影響下由自由派知識分子（張東蓀、胡適）加以捍

衛，還在一個短時間內得到未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人陳獨秀的支援。③

五四思想家們所設想的部分地由國家控制的發展，是建立在一個新的生

產者階級這一基礎之上的，這個階級既包括資產階級，又包括工人階級。在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間，強調的重點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面對發展任務的中華

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團結。“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①

在自由派與激進派於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期間爆發爭論之前，經濟發展的迫切性似

乎要求將民族主義、工業發展、社會和諧等不同的選擇作某種融合。當時中

國的政治思潮以極為典型的方式追求烏托邦而開始了它的學徒時期。

直接或間接地集中於資產階級的作用的討論，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

上海總商會接待了杜威和羅素。張東蓀，就他主辦的《時事新報》來看，似

乎極其靠攏上海的青年企業家們，他支援他們在商會的行動。孫逸仙在商界

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準備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國的國際發展》

中所描述的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