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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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角色。不過無論如何，它畢竟以同情的態度滿懷自信地歡迎革命。革命

事件並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經濟危機。交通受阻和流動資金短缺只導致了暫

時的工商業活動衰退。但沒有發生恐慌；　１２　月中旬，上海就開始復甦了。

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強調資產階級固有的內在矛盾，具體表

現為他們站在知識分子和青年軍人一邊投身革命，然後——被動盪的規模所

嚇倒——又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階級利益，站到紳士們一邊去了。①

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在廣州商人中和　１９１２　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現的情緒逆轉，使這

種說法聽起來好像有點可信；但是一般說來，似乎中國的商人們並不比他們

的同時代人，更能看出起義的保守性質與作為起義的旗號的革命思想之間的

差距。在這裡我們是不是應該說“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呢？②如果我們同意周錫瑞的看法，承認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自由主義不應從

個人角度來說明，而是對中央政府極權主義的反抗，③那麼，說地方的精英們

看見他們自己的權力已經建立起來，就認為自由與民主已經獲得勝利，就沒

有什麼不恰當了。

商人與精英的聯合陣線

在革命的前夜，由於缺乏中央權力，政府當局腐敗，常常導致由城市精

英管理市政。“清政權倒臺以後，在長達數月之久的時間裡大多數中國城市

實際上是由商會和行會協同管理。”④

商界對地方政治與行政生活的干預，反映了城市精英自　１９　世紀以來在全

國（包括中國內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這並不是一種新的政治現象，只

不過是延續——並且擴大了——行會聯盟的傳統，其作用在太平天國起義的

危機時期就已經奠定了。①那時候這些行會聯盟已經超出社團組織的框架，致

力於城市集體的公務事業。在儒家公德責任心的推動下，他們盡力彌補政府

當局的無能，並保護他們市鎮的切身利益。

１９１２　年，商會在許多大小城鎮已經享有權威，它們的目的並沒有什麼不

同。這是個保持社會秩序，與海盜、土匪、毫無紀律計程車兵以及秘密會社進

行鬥爭的問題。商人們和紳士階層從事共同的事業：在這一由名流組成的聯

合陣線中，沒有必要把商人特別突現出來，不過他們在行動中的活力的確是

出色的。是商會和行會給軍隊關餉，賄買盜匪讓他們離開，開始解散軍隊，

並在你爭我奪的將領們之間斡旋。一位當時人評論說，“在中國社會的各個

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團結同時也是最保守的”。②

① 董必武：《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

② 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第　41—42、125—126　頁。

③ 周錫瑞：《中國的維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237—250　頁。

④ 《北華捷報》，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頁。

① 竇季良：《同鄉組織之研究》，第　2　章（轉引自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　337　頁，注　18）。

② 《北華捷報》，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頁，關於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參看貝熱爾：《中國

的資產階級》，第　69—80　頁。

但是不論商界的捲入有多麼廣泛，在政治上卻只獲得了有限的重要性。

實際上他們只是要打進一個早已建立起來的體制的框架裡面去，力圖糾正其

在運轉中的毛病而已。商人們並沒有為自己爭取權力，通常只滿足於和現有

的當權者協商。真正的當權派是保住了職位的官僚、將領們，或者取得了大

權的革命軍人。這種間接控制的方法包含著不少風險；地方掌權者經常背叛

商人，科以苛捐雜稅，威脅和綁架他們。儘管商人掌握著施加財政壓力的手

段（因為他們提供資金或者為發行紙幣作擔保），並且為統治權的建立出了

力，他們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