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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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陳錦江：《中國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業》，第　15—25　頁。

① 何炳棣：《揚州的鹽商：18　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7（1954　年），第

130—168　頁。

② 陳錦江：《中國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業》，第　6　章《國家控制與官方主辦人》。

③ 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革命》，第　380　頁。

① 艾蒂安？巴拉茲：《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個主題的種種變奏》，第　44　頁。費惟愷：《中國早期的

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第　242　頁。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　284—301　頁。S。A。M。阿謝德：

量我們也只能像　Ｅ．巴拉茲那樣指出：在許多個世紀中，商人階層的興旺都與

國家權力和官僚主義的束縛的減弱同時出現。但是，一旦占主導地位的政治

和意識形態的秩序受到削弱，從而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它或遲或早都會為隨

著這種減弱而發生的動亂所扼殺。因此，對於具有癱瘓作用的帝國權力與儒

教權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壞性的無政府狀態。

１９　世紀末　２０　世紀初資產階級的勃興，是由官僚主義束縛的衰落（它釋

放了商人們的能量），以及相對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島即“租界的庇護”（這

種庇護儲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時存在而引起的。①儘管居住在租界裡的中國商

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長期被剝奪了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利而又必須納稅，

但也因外國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裡的巡捕，必要時為從外國居民中招募的

志願軍所加強，保護了這些條約口岸不受動亂與　１９　世紀末以來各省連年不斷

的小規模叛亂的侵擾。並不是說租界裡的這些武裝力量有什麼了不起，而是

來自停泊在各個主要港口和在長江裡上下游弋的炮艦的威脅，足以保持這些

“國中之國”的和平。在這種和平的保護下，各種公共事業（海關和郵政）

引進了公正和正規化等行政優點。那些“模範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業，如

廉價的民用和工業用電、自來水、電車和電話，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

美。但是中國的精英們最希望從租界中得到的，似乎還是他們的貨物及自己

人身的安全。他們將財產委託給外國銀行，其保險庫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打

開的；而為了反抗帝國官吏的高壓政策，他們還可以向會審公廨提出申訴。②

外國人為了本地區的商業利益，希望保證其正常發展而不受政府當局的幹

擾，導致上海工部局於　１９０２　年提出，在原則上任何租界內的中國居民未被會

審公廨審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給帝國當局。在　１９０３　年的“蘇報案”中，這

一原則得到了具有象徵意義的證明，當在南京的兩江總督要求立即引渡激進

的反滿新聞記者的時候，工部局中的英國多數派對會審公廨施加壓力，要求

按西方法治原則審判，結果只判處了短期監禁。③

由於受惠於這些租界發展成的國際飛地，反抗帝制政權的鬥爭和資產階

級的形成齊頭並進，互相加強。

《現代中國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機》，《清史問題》，3。2（1974　年　12　月）。

① 詳細的分析，參看　M。克萊爾？貝熱爾：《“另一箇中國”：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載　C。豪編的《上

海，一個亞洲大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② 費惟愷：《外國在華的存在》（本書第　3　章）。

③ 約翰？勒斯特：《蘇報案：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早期的一段插曲》，《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報》，27。2

（1964　年），第　408—429　頁。

１９１１　年：不明顯的資產階級革命

１９１１　年真有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嗎？

讓我們首先拋棄一種或多或少被廣泛接受的假說：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不是一

次資產階級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