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第109部分 (第2/4頁)

黨將他們的歷史用馬克思

主義的詞彙重新作了解釋，把　１９１１　年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寫

為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資產階級階段，把資產階級設

想成這次革命的指導者和主要受益者。這不是事實——除非極其廣泛地將資

產階級定義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識分子之外，也包括高階官吏、地主、軍官、

秘密社會和各種武裝集團的頭子們在內。這些成分的特點和本性與這種看法

是不相容的，這樣會把資產階級等同於基本上屬於農業的和帶傳統性的統治

階級。①如果根據更嚴格的定義，將城市資產階級限定為和現代工商業相聯絡

的階級，那麼它顯然在　１９１１　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這第一次革命—

—地方精英們所領導的武裝起義和暴動，越出了資產階級並脫離了它的控

制。②

在這次革命成功之後，資產階級曾企圖利用這一局勢為自己謀取好處，

但只獲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對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

區域性地區以外，卻未能奪取到權力。

雖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稱作資產階級革命，事實上它仍然在資產階級的命

運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資產階級第一次捲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國的歷史舞

臺——有人評論這第一次亮相說：“當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瞭強大的商人階

層透過商會這個中介採取行動所表現出的影響和穩定”。①但是在這一特定時

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還很脆弱，現代經濟還很不發達，並且大部分掌握

在外國資本集團手裡。資產階級的社會界限還不明確：它因和官僚集團重新

言歸於好而增強了力量，但卻削弱了它的獨立性。那麼，它的政治作用的重

要性是從何而來的呢？

１９１２　年，農商部列舉了　７９４　個主要和次要的商會，計有　１９６６３６　個會員。

②由於商會的會員既包括個人，也包括為數眾多的由個人代表的社團、同業公

會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會的商人——作為個人或者透過他們指定的代表—

—人數顯然比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要多得多。如果連家屬也算在內，商人階

級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過　１５０　至　２００　萬人，幾乎佔總人口的　０．５

％。這個百分比看起來並不大。但是與統治階級中的其他集團相比，商人的

數目就比軍官（１７０００）、 ③

學生（３００００）、歸國留學生（３５０００）、④官員（５００００），

甚至比上層紳士（２０００００）⑤都多得多。商會多達　７９４　個，說明商人階級遍佈

①M。克萊爾？貝熱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歷史評論》，230（1963　年

10—12　月），第　403—436　頁。

②M。克萊爾？貝熱爾：《資產階級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　年》，

第　229—295　頁。

① 《北華捷報》，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頁。

② 參看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革命》，第　380　頁。

③ 張仲禮：《中國士紳：對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之研究》，第　117—120　頁。

④ 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367、64、73　頁。

⑤ 參閱本頁注　3。

全國。由於上述原因（發財致富的新機會，財產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

數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條約口岸，尤其是上海——這些人最

直接地參與現代社會。雖然在全人口中只佔少數，商人階級卻是統治集團中

人數最多的階級之一。和紳士階級聯合在一起，這個階級主要指占主導地位

的條約口岸新的現代化中國的精英。

在那個時期，中國資產階級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種由意

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