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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農村經濟實際上沒有變化。
在 20 世紀中葉,農民家庭也許比 50 年前更多地依賴不是他們自己或他們的
鄰居生產的商品。但是,由於地方一級的運輸工具很少有真正的改進,原來
的集市區域並沒有擴大,未能使圍繞較大的地區銷售綜合體組織起來的現代
商業渠道,從根本上取代標準集市。
非農業的或“城市的”並不一定是“現代的”。在 19 世紀初,也許有整
整 1200 萬人,佔當時 3.5 億中國人的 3—4%,居住在 3 萬人以上的城市裡。
除少數例外,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首都北京(有將近 100 萬居民)、
主要的省會,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時是省內和區域內的重要商業中心,如
南京、蘇州、漢口、廣州、福州、杭州、重慶、成都和西安。這些城市是帝
國最高階的官員、重要駐軍、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們的居民
也包括地方上的紳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門的眾多下屬、勞動者和運輸工
人,以及略微有點文化的階層,如和尚、道士、無職業的小所有者、失意的
應試生、復員軍官,等等,他們是傳統中國城市中十分顯眼的“過客、移居
者和外來人”中的一部分。①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生活模式,跟 5 個世
紀前的宋朝很相似。
從 19 世紀中葉起,作為外國在中國的存在固定下來的結果,中國城市除
繼續不久前的傳統時代的作用外,開始增加現代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內
容。在 19 世紀期間,城市居民的總數增長很慢,增長率比總人口的增長率大
不了多少;然後在 1900 至 1938 年間比較快,幾乎是人口平均增長率的兩倍。
在 1938 年,人口 5 萬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約 2730 萬居民,佔 5 億人口的 5—6
%。同樣是這些城市,在 20 世紀初大約有 1680 萬居民,佔 4.3 億人口的 4
—5%。這個差別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長率大約是 1.4%。但中國 6 個最
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南京、漢口——在 30 年代每年以 2
—7%的增長率發展。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中國已有 92 個城市正式對外開放(見下,第
4 章),儘管這些“條約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麼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
不少屬於中國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開封、北京、
太原、無錫、紹興、南昌、成都)。條約口岸是鐵路運輸和輪船航運的終點,
鐵路是 19 世紀 90 年代開始出現的,輪船航運分佈在中國沿海、長江和西江。
外國商行在較大的條約口岸設立分行和代理機構,根據 1895 年馬關條約的條
款,允許外國人經營製造業(1896 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這樣做了)。隨著外
國人的到來,出現了專做外國生意的中國商號。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出現的
中國人擁有的雖然小但是發達的工業部門,儘管不限於開放口岸,但大多數
設定在這些城市。在中國和外國的現代工廠附近,或者作為分包者,或者拿
棉紡業來說,作為新紗廠的產品的主要主顧,手工業作坊繁榮起來。仍然主
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發展起來。對少數城
市居民來說,除製造業和商業之外,在自由職業、新聞出版業、現代教育與
① 這是馬克?埃爾文的描述,見馬克?埃爾文和施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 3 頁。
② 這些當然是很粗略的估計,但它們同可以得到的少數可靠的資料相一致。見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
清代和日本德川時代的城市網》,第 99—104 頁;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1368—1968 年》,
附錄 E:《城市人口統計(1900—1958 年)》,第 290—296 頁;和孔賜安:《中國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長》,